彭梁心

对书，我是情有独钟的。

小时候，每到一处集市，卖书的柜台总是我的必到之处。看着柜台内陈放的琳琅满目的图书，我心里便想，要是这些书都能属于自己该有多好。虽然这是一种奢望，但我一直在偷偷地积攒着零钱，然后用这些钱去买一本本的书。如此，不知不觉里，我积攒下了数百本的连环画。

连环画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农村孩子精神食粮的重要来源。那个时候乡镇也不叫乡镇，而是统称为公社，各个公社的供销社都设有柜台用来卖书，较大的集市上还设有新华书店门市部。每到集市，我的脚总会不由自主地走向这些地方。

那时，喜爱看书的人常常聚在集市上的一些书摊里——几条绳子扯在墙上，绳子上挂满了连环画，人们围着那样的摊子或站或坐，而看完一本书只需要花上一分钱。一分钱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可值钱了：学校里的一餐菜也不过一分钱或者两分钱，花上五分钱，碗里还能多上几片肉。而我吃肉的时候很少，因为心里挂念着想买的书，自然将吃肉的钱都省下来买书。

家里的书多了起来，我便在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到集市上去摆书摊，每本收一分钱的阅读费。我想，这样可以积攒一些钱来再买书。我也不知道那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心里有了想法便立马付诸行动。

离家最近的集市约二十里，远者三十里。我就背着自己的那些书，在各个集市赶“转转场”。每到一处，我都会将书摊放在供销社卖书的门市部外的墙边，在那墙上选上几个位置打上铁钉，将铁钉之间用一条条的绳子串起来，一本本的书就这样挂在那些绳子上面，整整齐齐的，特招人眼。

到集市上来看书的人也不少，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各样年龄的人里都有阅读欲望的人。他们选上喜爱的书，然后便拿过我准备的一张张的纸，将它铺在地上坐下，有些人则将身子靠在墙上……这里所出现的各样姿态，一下子成了集市上的一道风景。

虽然摆着书摊让人阅读，但我总是经受不了供销社书柜里的图书发出的诱惑，身子不由自主地移向那个地方，眼睛盯着那些书，只想将它们全买下。在书柜前待的久了，自己外面挂着的书一次次地总会少上几本。

那时一本连环画不过几分钱，每到一处集市，我能得到五毛钱的租书费——当然，如果看书的人多的话，一天还能收入一元钱。这与到集市上卖菜的那些农民相比，倒也轻松了许多。

当然，这些走乡串镇的岁月都是发生在假期之内，开学了，我又得走进校园。到了校园，我更是无法减掉阅读的欲望。为了买到一些喜欢看的书，有时，我便偷偷地从家里多装上一些米或者黄豆，在集市上卖掉，然后用来买书。阅读时也是“偷偷摸摸”的，有时上课也忍不住，甚至下了晚自习还拿着手电藏在被子里看。而就是因为这些不正确的阅读方式，直接导致了我的近视。那个时候流行一句名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我的眼睛是因为阅读而近视，那么我将来一定要走上写作之路。初三时，我便萌生了这样的梦想。

上大学后，我便朝着这梦想努力。在大学里，因为同样的爱好，我结识了数学系拥有相同爱好的覃振华。覃振华是湘西永顺人，所以我们交往得多。在交往中，他给了我一本手抄本的自传，那插页里的一首优美的诗，深深地将我迷住了。

那首诗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听他说了后，我便一次次地钻进学校的图书馆，将徐志摩的诗歌全借来，一边阅读，一边记着笔记。那个时候《青年月刊》上的诗歌也是我所喜欢的，席慕蓉的诗歌也影响了很多人，我将所喜欢的诗歌一首首地抄录在一个个本子上，在诗歌中沉醉了许多年。

大学毕业后，我有了正式的工作，生活也有了保障，诗歌创作便开始成了我的精神食粮。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刚刚创作的第二年，我的一首诗作就被《青年月刊》刊发了，还收到了全国各地一千余名读者的来信。借助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我有幸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深造。返乡时，我背着买来的一百多斤的书回到了湘西。

就这样，一本本的书走进了我的家，钻进了一个个的书柜，书柜挤满了，她们又一个个地溜上我的桌，大桌小桌都被挤得满满当当的。更有甚者，有些还爬上了我的床，待在那里得意洋洋的。

一直以来，书就像恋人一般，与我进行着思想的交流；创作就像红颜知己，与我进行着灵魂的交流。

创作其实是件极耗神的事儿，但却也是一件苦中有乐的事儿。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我用辛劳一点点的播种，从发表一首诗歌，到在全国各报刊杂志发表一百余万字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小有收获。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别人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自费出版书籍时，我的小说集竟然能被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中而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出版，还被作为全国农家书屋的配书向全国发行。这于我，简直是荣幸之至了！

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