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捷

8月13日晚上，连续接到几个电话，先是有人向我询问，接着就有人告诉我：老方走了。

老方叫方苹，曾经是团结报社总编辑。叫他老方，是我从参加工作时就那么叫的，以后一直没有改口。我1983年大学毕业，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团结报社工作，那时老方在报社内名气很响，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外单位搞工作队一直没露面。在先我参加工作的同事口中，老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参加了工作，先是在花垣县委办，小伙子长得帅气，又能漂亮地拉一手小提琴，当时有“小赵丹”（赵丹，电影明星）的雅号。有人戏称，入夜时分他站在花垣县委院内的那栋天主教堂楼顶上拉起小提琴，苗乡的夜色顿时就增添了几份浪漫。老方那时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经常给报社投稿，不几年他便调进了报社，主持文艺副刊“兄弟河”编辑工作。以后他因一篇言论被打成右派，那篇言论的大体内容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兄弟民族的山歌多与生活有关、多与爱情有关，但现在高大上的东西太多，因此山歌变色了。以后他被下放到公路班、煤矿劳动，后来回原籍溆浦改造，1979年落实政策又回到报社工作。

第一次见到老方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他的个头是个节省布料的个头，精干精干的，洗得发白了的天蓝色棉绸裤皱皱巴巴，系裤的白色线头完全暴露，让你感到那是一种装饰，夹衣下面的圆口T恤总有几个破洞，只有那双深陷眼窝的眼睛和那一副鹰钩鼻让人感到他的分量。

拨乱反正大面积工作结束后，老方主持了报社工作。那时报纸虽然是4开4版小报，但由于当时是铅字印刷，电台接收新华社稿件要一行一行地粘贴，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上班上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他常常是挽起裤脚，打着光脚板坐在夜班室的桌子上办公，指挥着哪条稿子要包框，哪条稿子要加重，哪条稿子放头条，热天两把电扇，冬天一屋熏烟。记得那时冬天来临前各单位都要分炭，他特意吩咐把烟蔸挑出来放夜班室，他的理由是烟蔸经烧（方言：耐烧，烧的时间久些）、上身。反正这样分配后其他办公室就很少被烟熏了。

我进报社不久，听说吉首市双塘乡有一个叫张新凤的姑娘因煤气中毒晕倒被大面积严重烧伤，但因家庭困难拿不出救治所需的医疗费。老方得知后要求认真策划，唤起人们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唤起社会的爱心。于是我们策划了“不仅仅为了一个人的康复”的连续报道，配以言论图片。报社工作人员还在街头进行募捐，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社和中国红十字会刊物都发了消息，募集的善款不仅支付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余下的还转交给了红十字会。

吉首火车站客运室有个叫王源孝的客运员，有旅客反映他态度和蔼，服务热情周到。老方叫我去调查了解，我把调查了解的情况给他一汇报，他便亲自带队到火车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定调“窗口行业，这个典型值得一树。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职责，但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我们以《岗位》为主题，用小故事加短评的形式写了十余篇报道，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王源孝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几十年过去了，王源孝尽管退了休，但这个被树起的典型仍然在发光发热，2016年他还荣登“中国好人榜”。

当年湘西交通落后，有的村寨不通公路，为了采访到位，步行前往是常有的事，老方不以年岁比别人大，职务比别人高而拒绝步行。有次去花垣麻栗场老寨村采访，车只能开到麻栗场，县里的同行对他不了解，建议他不要去了，他说“果（溆浦话，那）有什么？老百姓能走我就能走”。当天深夜才采访结束，我们不仅完成了原定的企业把苗绣、花带投放到农民家中生产题材的采访，写出了通讯《看不见的工厂》，还了解到当时农村燃料告急，很多农民没柴可找，沼气池建设解了一些人家的燃眉之急，写出了通讯《这也是一场革命》，回来时，伴着秋夜的虫鸣，老百姓一路电筒把我们送到麻栗场。

新闻发生了要力求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老方没这样说过，但他基本是这样做的。有一年泸溪发生水灾，从河溪、洗溪通往泸溪县城及浦市的路已经有几段被淹没阻断了，老方带着采访的几个人绕道麻阳，一路问路赶往灾区，及时发出了新闻报道。永顺大坝树坪村发生水灾，老方叫人敲门喊醒还在睡梦中的我，早上6点左右就出发。到了现场，他与我们一道踩着泥泞采访看望受灾群众，采访回来路过花垣，又听说花垣红卫电站一职工杨乔碑，为抢救电站财产被洪水冲走几十里，最后被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老百姓救起，我们又赶到茶洞（今边城镇）。我们到杨家时，杨乔碑刚刚回家，大家都惊叹“你们才快呢”。由于是第一时间，杨乔碑对在水中的回忆很细，最后，我们用一个半版的篇幅，以《洪水中的英雄》为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报道，很多情景不是第一时间采访是很难想象的。

与老方认识三十多年，他的钱包由“老三篇”红塑料书皮变成了餐巾纸塑料袋，每次掏钱时总是要从内裤里缝制的一个小口袋掏出，有时我笑他“小气鬼”，他嘿嘿一笑“果条”，露出一脸和蔼。与他出差他不讲任何排场，甚至有些寒酸，记得有次出省开会要到河南开封转车，他叫我随便找个“伙铺”。看到有个“伙铺”的招牌，我们进去一问每人两元一个晚上，他便连声说好，再进到歇的地方一看，里面充满着汗味、卷筒烟味和其他说不清的杂味，一溜烟通铺前还放有几把夜壶，那一夜我合着衣很久没睡着，他却睡得很香。

老方是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区报业分会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直倡导分会会长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三十多年他总是协助把工作开展好，由于他是汉族干部，从未担任会长、副会长职务，但他的工作深得天南地北民族地区报业同仁的敬重。他退休后，由于我是分会秘书长的关系，我们仍然共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事，一起跑北京，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到中国报协联系相关事宜，住宿吃饭，能省就省，吃方便面、吃面包和咸菜是常有的事，我提出改善一下，他要反问“你年轻人吃不惯”？他任总编辑时，就亲自编辑《民族新闻》杂志，以后《民族新闻》改为《民族报业》，他退了休，这份杂志有十多年时间还是由他编辑，从编稿到校对、到版式、到发行主要靠他，但他未拿一分钱报酬，也未听到过他半句怨言。

老方应该受过很多苦，当岁月弯曲使人生变形时，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当时上房能当瓦匠，下地能做泥匠，很勤奋能吃苦，但这段岁月他基本没给我们说起。大家要他讲故事，他总是讲他情窦初开能勾起美好回忆的事，讲完不久，他就会哼上几句小曲。前两年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五十年代拉的那把小提琴到深圳找到了，他的亲戚过几天要给他送来，到时邀我到他家看看。这次他住院期间，我和几个同事去看他，问起小提琴的事，他说亲戚好久以后才送来，但现在手僵硬了，拉不好了。从话中我听出，他邀我原本是想展示美好的琴声。

老方真的走了，他太累了，直直地躺着一如深睡时安详，上苍给了他84个春秋，他是带着他的很多故事走的。在送他上山的前一个晚上，我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怀念战友》，“瓜秧断了哈密瓜一样香甜，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那与其说是在唱，不如说是在诉说。

有时我也在问自己，老方是领导又是长者，你怎么总叫他老方、老方的，没大没小。他走后我才真正感到，贵为老总的很多，尊为老师的也不少，但一个叫老方的老报人，在我心里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