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唐正鹏

《论语·子张篇第十九》有这么一句很著名的话：“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很多注家译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读思之余，似有望文生义、强释强解之嫌，文意似是而非、差强人意。如依此种解读，语虽出自圣人之口，然所表达的文化意义也太过一般了。

何以至此？我以为之所以如此解读，问题就出在对句中“优”字考据，以及对字义确当的判定。同时，还没有结合古代文献厘清那个时代“仕”“士”等文化概念，在概念含混模糊的情况下，自然就无法得出明确的文意了。故而，我们从文字学和文献学这两个方面入手，来作一番探究和分析。

首先，重点来考证一下“优”（優）字。“优”无甲骨、金文字，最早的字体为小篆（小篆为秦代规范和创制的统一文字。见图），根据汉字字形字义流变情况，小篆的“优”但从战国时期的“优”字变化而来，《古文字类编》一书收录了考古发现战国时期6个“优”字（见图）字形基本相似，变化不大。故而，当与甲骨文、金文“忧”字（见图）有一定的关联。繁体“忧”（憂）甲骨文字义为思虑重重、掩面迟行之貌，有忧虑、忧患之意。同时根据古代一些文献考证，在春秋战国时期，“优”多作名词解，多为戏名，指古代的乐舞，尚未发现作形容词、副词的实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正义云：“优者，戏名也。”至于泛指戏曲艺人和演员是宋元以后的事儿了。据此，《土生说字》释为：“‘优’从人，表示与人有关；‘憂’（忧）为忧虑、忧患。‘优’（優）即身处忧患的人。”这种解释有一定的文字流变依据，较为确当，采信度较高。

其次，既然甲骨文、金文都无“优”字，何以在《论语》中出现此字呢？事实的确如此，说这句话的子夏是孔子的弟子，据有关史料记载，他生于公元前507年，卒于公元前420年，小孔子44岁，姓卜，名商，春秋末期出生，生活在战国时期。根据现存古汉字资料，此时虽已出现类似与小篆“优”字的字形，但尚未见“有余力”“优秀”等字义的释解。此外，根据《论语》的成书过程、版本以及最后的成书情况，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论语》很大程度上是汉代以后以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从版本学角度看，据台湾学者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等学者研究考证（《经学通论》2016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论语》的传本有《鲁论》《齐论》《古论》《张侯论》四种。据《隋书·经籍志》载，《张侯论》是《论语》的最后定本。载文说：“张候（笔者注：张禹，公元前？—公元前5年，西汉大臣）本受《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去烦惑；除去《齐论》（中）《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时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故此，足可证明《土生说字》的释解更近于子夏所言之本义。

再次，要理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还得辨明“士”与“仕”的文化含义。“士”（见图）字从甲骨文以降均有收录，字形流变相对完整。据《古汉字对照字汇》解释：“士，男子通称；能治其事者曰士；有才能有胆识者曰士；文人、知识分子及狱官均曰士。”“仕”，金文及金文以下字形流变较为齐全。《土生说字》释为：“‘仕’为人中之士，是堂堂正正之人，是任职做官之人。仕为士中之人，即官场中人。”可见，“士”为有文化的读书人；仕则是任职做官的官场中人。南宋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2011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中，在释解子夏这句话时说：“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熹的这段话，除了对“优”之解释可以存疑外，深得“士”“仕”本义。

复次，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学而优则仕”就是“读书当官论”，甚至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等与“学而优则仕”牛马风不相及地混为一谈。这一认识的造成，不仅有当代“文化革命”时期对此语的无知曲解，而且历史上也有少数著名学者对这句话的误读错解：一为《梁书·刘显传》（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梁书》571页）载刘显之友刘之遴为刘显所撰《墓志铭》中写道：“颖脱斯出，学优而仕。”一为宋代苏轼《答试馆职人启》：“某官学优而仕，行浮于名，辞令从容，议论慷慨。”正是因为在古代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一生只有一条读书做官的路子。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将“学而优则仕”与“学优而仕”画上了等号。故而，今人研读古籍唯有溯其源、考其文，方可辨明真伪。

综上所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句中的“优”为“身处忧虑、忧患之人”，“仕”为“任职做官的人”，“学”与“士”文义相通。故而子夏此语应释解为：“出仕做官的人身处困境时，应该主动去学习，以助问题的顺利解决；读书的士人应具忧患意识，主动谋求出仕做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