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祖雅

我现在但凡肉类都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我以前有段时间，年年都有过卖肉的经历。

大约在我20岁以后，母亲就为我成家立业的事开始操心。每年都要喂上几头肥猪，以便我娶媳妇儿时派上用场。可我因为阴差阳错，一直到现在40多岁了，仍没谈定对象，但母亲养猪却一直坚持到现在。

年年的，猪多了，自然要卖。但在母亲对我充满希望的时候，猪或者肉，没到不得不卖的时候，母亲是绝对不会卖的。眼看这一年娶儿媳妇又没有指望了，失望里唉声叹气的母亲，才不得不把多余的肥猪，像卸掉极不情愿的负担一样做出处理——卖掉。

以往，我们这样的界上人家，卖猪卖肉不像街市菜行那么方便和容易。卖给做生意的吧，眼看的价钱要不得，别人总会要按市场的赚钱规则抠一点，宰一点，卖得心痛，卖得不服气。于是就自己请屠夫，把猪宰了修好了，甚至剁好了，自己窜村走寨背着卖。这是我们界上人在不得已的情境中给自己“赚”出来的一条路。我“怨”母亲不该要喂那么多的猪，母亲也“恨”我太无能。

每到猪肉不得不卖的时候，弄好了，寨子里的乡亲们或多或少地家家户户都要来称一点，这叫自销相互捧场。但村庄太小，20来户的人家，对几百斤的猪肉来说，好比蚍蜉撼树，动不了多少。剩下的，就只好卖出去了。我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只能勇踏征途了。背着肉，一步步地走，就像是承受母亲对我的惩罚，也像自我无奈的赎罪。

不过出门前，饭必须要饱饱地吃一顿。然后背上一回准备好的猪肉，无人的山径小路要下上4里至5里远，到坪里去卖。而坪里又有固定的“销肉点”。按规矩来说，是不好也不便在他们旁边卖的，否则那就叫抢人家的生意或夺别人的饭碗。虽然别人不会为难我，但我自己又不是生意人，做生分的事就会自觉不好意思。于是我就挨家并户地送货上门。遇到人缘好的寨子，效果也并不比生意客差。一来好多都是亲戚、朋友、熟人，二来我自家出产的猪肉，可以送，可以让价，少收钱。远远地到门口喊一声：“喂，送肉上菜板，要不？”人家出门一看：“哎呀，怎么是你，那还有得说，来几斤。”于是便有许多人围过来，你要他要的，我就噼哩拍啦地一阵忙活，一会儿肉就卖完了。别人留我聊天吃饭，我得拒绝他们的好意，赶快跑回家取第二回。

第二回，就要跑更远一点的村寨了。有“关系”的人也就更少了。有的人不仅不要，人家还要怀疑是不是病猪肉。人家的一个村庄上上下下跑个遍，背篓里的肉也少不了几斤。我便只好跑更远的村庄了。有户人家看我是大老远的人，见我一副累样，称不称肉不要紧，让到屋里坐一下，喝杯水，问要不要吃饭。而主人则派孩子满寨子地帮我打广告：“有肉卖，称不？”稍后就有人来买。背篓的肉多少卖了一些，天也不早了，我不敢恋战，起身要回。主人则诚意挽留“就到这里歇，背篓里剩的，今晚我帮你搞定。”我就拿出一些肉来叫主人弄，他们死活把够份的钱塞进我的口袋。夜里，他陪我去他们的邻村，叫他的熟人，朋友来帮忙，不要也得要，可苦了他的一个朋友，拿出他白天刚称的肉说：“我吃不消啊，但你带来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搞点搞点。”卖完肉，又回他家睡。就这样，我们成了不能相忘的朋友。

多年来卖肉的经历，也让我接触到一些可耻的称肉人。这些人平时也是半生不熟的，见了面也有招呼，有那么点乡里乡亲的意思。有些和我套了半天的近乎，无非要我少点价，少了就称。有的人他又拿出自家不合规定的大秤来对称，大约是解放前的16两一斤的老秤，和我的秤对称后，说我少了秤，于是我便又割二两左右搭上去，原来那秤还没有翘起来，他还要，还说了一通我的良心与秤的不是。如此，我干脆不卖给他了。彼此的是非心里也就有数了。

其实卖肉，只不过是我生活中偶尔的一桩小事。可是一件事的过程，也可以做良心的尺子，量出是非曲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