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捷

小时候广播对小县城影响是很大的。外面的大事从广播里知晓，好听的音乐从广播里传出，同时，一个县城都是随着广播的响起苏醒和随着广播的结束入睡的。这个小小的匣子，当时公平地推送着许多用声音组装成的物品，开启了我年幼的心智。比如，那首《北京颂歌》不仅让我看到了朝霞升起的北京，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对于北京的向往；那首《洞庭鱼米乡》让我感受到洞庭的浩渺和富有。当时的广播里总播放《东方红》和《国际歌》，以至于我的外婆能够唱《东方红》，讲得出歌名也能解释，足可见影响之大之广。

保靖最早看戏是在街头。在我的记忆中，县城里有三个公共固定戏台：一个在武装部和招待所之间，现在的邮政局那个位置；一个在西门口儿下坡路边上；一个在广场的篮球场边（那里现在已经成为热闹的市场了）。每逢赶场，除广场外前两个地方必有演出，先还演一些古装戏，再被“绿军装”、“红袖章”占领。

县电影院在广场边上，很早的时候院门口有一对大石狮子生猛威武，一个口中含宝，宝能在口中转动又取不出来，一个抓着小狮子栩栩如生。那对狮子可能打造的有了些年月，黑黢黢的狮身透着油亮，冷冰冰的表皮有些绵润，很多小孩喜欢在它身上爬上爬下。电影院大院子一侧的墙根是一个斜坡，斜坡上嵌着混凝土，那里成了许多儿童“梭梭板”的娱乐场所。当时，家里挑水和洗菜都会去电影院前面的那口水井，我便得以与狮子为伴，有时甚至跑到那斜坡上“梭梭板”。

能记得的最早的影片是《鸡毛信》《地雷战》《地道战》等国产片和《阿福》《宁死不屈》《多瑙河之波》等译制片，这些影片翻来覆去不知在电影院上映了多少次，但总是能吸引许多观众。我们这些小孩，用过多种方法混进电影院。电影院检票的地方，有一条儿童免票的绿线，个头没达到这条绿线时，有时恳请有票的叔叔阿姨带自己，有时干脆牵着大人的衣角混进去。超过绿线以后，同学中流传用同色票混的方法，许多同学都有一本夹着各种颜色电影票的书本，用当天同一种颜色未撕过另一头废票，让检票人员撕捡。这种方法我用过两次，第一次得逞了，第二次便被检票人员逮了个正着，被送到影院里楼梯下那个狭长的暗道里，当时我的脸刷地就红了，恨不得地下有条缝钻进去。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混票了，尽管同学间还流传着翻墙去看电影等等手段，有时候也叫我一起去，但打死我也不去了。

当时最受我们欢迎的电影歌曲是那首“快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那时要“备战备荒”，劳动课多，主要是挖战壕、挖防空洞，我们边挖边唱，也算情景交融。幼小的我们居然在学校背后的峡谷里，挖出了一条能容纳我们一个年级同学的“战壕”。

有段时间，电影院翻修，当时我家住在老文化馆，电影院搬到了这里，一些要好的同学早早躲到我的家里。时间一久，老实的父亲发现这是在逃票，上纲上线说我们这是在占国家的便宜，是违法的。我只好把我知道的戏台秘密入口告诉给这些同学，叫这些同学躲到戏台底下。没了障碍，大家对看电影的饥渴像退潮一般消退，很快就没有同学为看电影找我了。那段时间，正是“样板戏”红火的时候，我即使不在观众席，那里面的声腔道白也能从板壁缝里钻进我的房间，像“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这样朴实平凡又寓意深长的句子，便在我的头脑里永久驻扎了下来。

那时，学校的音乐课是乏味的，远远赶不上文化馆门口两棵梧桐树间搭起的山歌台，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保靖县城里的一道风景，每逢赶场这里就热闹非凡。经常在台上唱歌的我当时只知道一个人，那就是城里人都熟知的滕瞎子：他经常穿着一双半筒靴，肩上搭着一根汗帕子，一只手用竹竿探路，一只手握着铁皮喇叭到处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多拥挤、小心扒手儿”。参加工作后，在一本介绍田茂忠的书里看到这样的句子“一斗包谷十串钱，彭家小哥改姓田”后，我认为在那个歌台上经常出现的还应该有田茂忠。那个歌台是开放的，你想唱会唱你就可以跳上台去，因此歌台上时常有背背笼的群众，他们形象风趣幽默的唱词，总会引来大家的一片笑声，如“大哥大哥你莫确（保靖话，有趣的意思），你要做坏事就跑不脱，入地我用锄头挖，上天我用扁担戳”，生动形象，弥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