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武定

小时候，每每大年除夕夜，父母会给我一些压岁钱。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我家也不例外。即便如此，母亲总会早早地去信用社换一叠崭新的壹角纸币，然后用红纸将十张壹角的包成两个红包，在除夕夜送给我。同时，也用几张壹角的包了几个红包，待初一早上亲戚们的小孩来拜年时给他们的。而对于寨子里其他小孩子来拜年，母亲就没有红包送了，只会给一些诸如花生、糍粑之类的东西。那时，看着母亲如此有别地给压岁钱，我心里很是高兴，总觉得自己在父母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当然，我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初一那天早早地起床，然后急急地洗完脸，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到大伯和小叔家拜年。母亲总会叮嘱我说，拜年时要真心实意，要双膝跪地；对于祖辈，譬如帕普（爷爷）和婆婆（奶奶）们，要说祝帕普婆婆活一百二十岁，身体健康；对于父辈，譬如伯伯、伯娘、叔叔、婶婶们，要说祝伯伯、伯娘或叔叔、婶婶新年里五谷丰登，万事如意。母亲说，这样别人听起来心里会乐开了花，自然而然就会给压岁钱了。但在那个年代，能够给五角钱都很不错了，经常是给一角、两角的。不过，我也一点没有埋怨和嫌弃的意思，倒是很高兴，不停地数着那一张张崭新的纸币，心怕一不小心就会掉一张两张的。

同样的，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到寨子里的长辈们家去拜年。但一般来说，就不会得到那些纸币的压岁钱了，而是一些诸如花生、糍粑之类的东西。

就这样，拜完东家拜西家的忙了大半天后，自己认为该去拜的都已拜完，便高高兴兴地回家，将所得的压岁钱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一张地清点起来，待知道总数后就交给母亲代管。而对于那些诸如花生、糍粑之类的东西，也会一并交给母亲收拾起来。母亲看着这些收获，心里也很高兴，总会不断地夸我能干。

渐渐的，我长到了十三四岁，便有些害羞了，再也不像往日那样一家一家跑去拜年，而只会到自己嫡亲的长辈家拜年。好在那时承包到户后，家家户户的日子较以往好了不少，长辈们给的压岁钱也已不再是那些角票的纸币了，而是换成了壹圆、贰圆、伍圆或拾圆的了。拜完年后，数数手上的钱竟有大几十元，甚至一百多，心里的高兴自不必说。但我依然也会如小时候一样，把这些压岁钱交由母亲保管。此时，母亲总会问我，要不要拿压岁钱去买一些喜欢的玩具或学习用品？而我总说，玩具太贵了，学习用品还能将就着用。对于那些压岁钱，我也一直没有再向母亲提起过。我知道母亲也许一直给我保存着，也许早已贴补家用了……

后来，父亲去世了。再后来，在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下，我们一个个学业有成，在城里上了班安了家。只是，母亲仍坚持守着老屋过日子。我也时不时地回乡里看望母亲，过年过节时也会到大伯、小叔家看看，走时就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叮嘱他们要注意身体。起初，大伯、小叔们老是推辞不要，后来我便说,小时候你们不是经常给我压岁钱吗？现在你们年老了，我给你们这些钱也是应该的。哪知大伯、小叔们又将我给他们的那些钱，原封不动地给了我的孩子，还一再地叮嘱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也像我一样学有所成，在城里找到理想的工作。

看着他们如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这就是我那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乡里乡亲，这就是我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大伯小叔，一群只图付出不求回报的乡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