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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3月04日

天开文运(二)

冬日里的“天开文运” 汪石凌 摄

酉水天鹅湖 范 诚 摄

酉水·保靖沙湾日暮 石 健 摄

酉水冬景 汪石凌 摄

酉水第一湾 汪石凌 摄

卢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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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一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辰州、怀化、芷江等处,这个叫沈从文的孩子,看见了许多书本以外的东西。他的路途,跌宕起伏。他的生命,与死神如影随形。眼前的世界,远没有私塾里那般简单、随意、自由、自在。

血腥、杀戮、抢掠、野蛮,一切的残忍,撕裂着他青葱的日子。他有无数的不懂与困惑,而这一切,无人能解,成为他心里的结。除了练得一手还算工整的字,他终究没有混出个名堂。

因为一些变故,一九二一年初,他辗转去了芷江。在芷江,他找到了一份收税的差事,不久,由于工作认真过细,月薪已由十二千文加到了十六千文。他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作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诗。这时,母亲已将凤凰的房屋卖掉,带着九妹来投奔他,卖屋所得近三千块银元,全交由他经管。

日子渐有起色,幸福的生活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他却又不小心被一个叫马泽淮的朋友和他的姐姐马泽蕙一起捉弄了。母亲卖屋后交给他经管的钱,被骗去了一千块左右,被骗的蹊跷处,他直到晚年也没有弄明白。

他没有办法补救。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于是,他决定离开。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做了错事,对不起家里,再也无脸见人。我走了,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他搭上了一条开往常德的船。常德不是他的终点,他想去北京,去一处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存在,忘记自己丢人现眼的行为。但他必须在那儿转船,才能继续远走。

却不想,在常德,他碰到了大舅的儿子黄玉书。于是,两老俵又待了一阵子。其间,他充满自责与忏悔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回信说:“……已做过了的错事,没有不可饶恕的道理。你自己好好地做事,我们就放心了……”

中途,他又阴差阳错地碰上了在桃源驻军中作译电员的表弟聂清。驻军为湘西地方军队,是当年陈渠珍指挥的靖国联军的一部分,贺龙在其中担任一个支队的司令。恰巧,又有一只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从常德上行到保靖去。而押运的人,又正是他哥哥过去的朋友曾芹轩。于是,他决心跟船去保靖,再想办法在军队里混一碗饭吃。

在旅馆,他已欠了一屁股烂账。临行前,他的七舅娘出面与客栈方面交涉,只说:欠的账挂着,将来发了财再还。但是后来,他一直没还。

终于在一九二一年底年关将近时,他搭上了那只运军服的船,逆沅水而上,去寻找新的机运。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四日,他终于到达了保靖。

东游西逛打了近半年的流后,他幸得一个机会,做了四块钱一个月的司书。饭碗既有了着落,他做事就格外认真。由于先前有过做司书的经验,字也写得格外出众,又能纠正文件中的笔误和款式可斟酌处,月薪不久便加到了六块。加薪后他又更加发狠练字,五个月内,他竟然用积攒起来的薪水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

公务不繁忙的空闲时候,他前前后后将保靖县城逛了个遍。在后来的文字里,他深情款款地写下了《保靖》《学历史的地方》《一个转机》《白河流域几个码头》等篇什。细细描摹山川风物的同时,也细细咀嚼那些深浅的日子和长短的路途。

在和一干朋友游走时,他恭听各位的高见与理想。轮到他发言时,想到近年经历的种种,他说:“我不晓得我该做什么事。将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但命运注定要给他一些大大小小的际遇,让他的心胸和身体同时生长。

一九二二年初夏,应川军司令石青阳的借兵邀请,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派了四个团的兵力,到川东镇防。作为九块钱一个月的文件收发员,他随入川司令部的人员,经花垣县茶峒出境,进入贵州松桃,再转川东秀山,去了龙潭。在这样一番经历里,他又见识了不同的山川地理和一些离奇的人事。一九二二年秋末,他因故被调回了保靖司令部。

从川东回保靖后,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做了他的书记。

一九二一年,陈渠珍移防保靖。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境息民”的旗号,锐意整军经武,开办学校、工厂,刺激商业,使湘西一度出现了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然而对内部却不实行变革,沿袭清朝绿营屯田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又不思进取,护国之役,出兵最远不过桃源、常德。

陈渠珍治事严厉,自律甚严。每天天不亮即起,深夜还不睡觉。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诩,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他的军部会议室内,置放了五个大楠木橱柜,里面藏有一百多幅宋明及清的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一套《四部丛刊》,每当他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文来做。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等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又由于必须要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学到了很多知识。

无事可做时,沈从文也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所以,看书就成了他的消遣。有时,他将那些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在墙壁上,独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他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他又去查阅《四库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的方式,沈从文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广泛深入地熏陶。他的历史、文学、书法、文物、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

他的内部精神开始变动。这种变动,又逐步影响和改变了他的外部行为方式。他很少再各处跑着去玩,即或外出,也不如从前那样玩得起劲了。偶尔到后山、河边走走,也会带一本线装书,躺到草地上去看。累了时,就看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流水。眼前的景物依旧,感觉却与过去有点不同了。心里不免起着一点伤感、几分肃穆、数缕柔情、一种延及自然的悲悯。大家邀他去玩,也总没过去有味,都觉得他有点古怪了,无形中和他起了隔膜。他自己也觉得内心有一种躁动,却又说不出来,他感到苦恼,也感到寂寞。

冥冥之中,总是有些注定。这不?陈渠珍的老师、聂清的父亲也即沈从文的三姨父聂仁德仿佛从天而降,说来就来了。到达保靖后,他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天开文运”左上方一百余米半坡上的狮子洞口的狮子庵里。

聂仁德是个不得了的人。他在一八九三年的时候,与后来的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才未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县成功的那年,他被民选为湘西第一任民政长。

这次到保靖,聂仁德是因路过而稍事休息的。他刚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准备回凤凰县去养老。因为这份机缘,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坐平底方头的渡船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大乘”“因明”以及“进化论”,同时,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愿意知道的问题。聂仁德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聂仁德还倾听他的一些陈述与苦恼,并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疏解和启发。从与聂仁德的不断交流里又回到眼前的现实,沈从文感到一切时而清晰、时而又矛盾与模糊。于是,他更加觉得寂寞,心里升腾起更为宽泛的幻想。他开始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打算。

这时节,因为军阀间暂时休战,各地的报纸上都正讨论民生建设问题。受此影响,陈渠珍正着手试行“湘西十三个县自治”。单在保靖,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千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又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了一个定期刊物。

因为需要,沈从文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他因此又认识了从长沙聘请来的青年印刷工长赵龟武。在日渐熟悉的交往里,沈从文明白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弄懂了什么叫做“思想”、知道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他不再看《花间集》和《曹娥碑》,而喜欢看《新潮》与《改造》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几年后,身处偏远山地的沈从文终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那种由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了。

又因为需要,他在做了三个月的报馆校对后,被调了回去。回去后,正值春夏之交,他遭遇了一场险些夺去了他生命的伤寒。高烧将他烧得稀里糊涂,任何东西也吃不下,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滩一滩地流。但他支撑了四十天,终于过了鬼门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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