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月

大雪纷飞，通往老家的路堵着长龙小车。爸妈打来电话，亲切呼唤这一家团聚，共享年夜饭。女儿坐在后排，双眼紧闭，满脸痛苦，似乎水土不服。男人看着窗外折回的车，按捺不住地转动方向盘，说：“我的家在两山之间，还有一条路可以过去。”随后，他们的车在一条罕有人迹的乡道上狂奔。就在他们愁容渐开、离家不到三里的坡脚处，车胎陷阱了雪坑之中，无法脱身。虽然大雪已停，但一家人下车发现，浅处盖脚背，深处至小腿。大山里没有信号，男人打不通母亲电话，得不到支援。于是男人默许女人提议，试图走回老家。女人望着候鸟三两结伴归巢，眼圈微微泛红。转眼间，男人抱着女儿摔倒雪地里。无奈之下，他们回到车上。女人怀里的孩子双目无神，她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委屈，大声抱怨道：“我不去了，我要带孩子回家是陪你回家，不是回我们自己的家……我早都说了接你爸妈来北京过年，你非不肯，现在回你家有条好好的路吗……”

这是支付宝贺岁短片《到哪儿了》，讲述的一家三口回老家过年的故事。

心理学家曾证实，头脑中曾经印象深刻的记忆，会因时间的消逝而暂时被遗忘，但过去经历的事物重新出现时，原有记忆又会重新浮现。而我对于“雪天回家”的记忆检索则停留在那几年回老家的路上。

那时我尚读小学，春节回老家过年是家里的惯例。事实上，我和母亲都不是很情愿回父亲老家。老家的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镇上只有三轮摩托车敢“舍身犯险”。坐垫下轰轰隆隆的引擎声让我心惊胆战，短短几里路程晃得我直撞车顶。但我从来没向父亲抱怨，即便说了，他也无能为力。

又是一次回老家过年，由于气温骤降，老家的路已经结上一层薄薄的冰霜，那些嵌在路面上大大小小的石头，因寒冷的天气变得异常光滑。三轮摩托车司机一听我们三个要去大坡村，先咂咂嘴，声音抬高了一个调，左手比划出一个数，要价比平时多了整整五十元。父亲老实斯文，面对久经烟火的司机，除了咬了咬嘴，并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价钱始终居高不下。我仰头观察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心里祈祷着要是价钱谈不下来，那我们就打道回府吧。父亲抬头望了眼母亲，母亲点了点头，最终我们还是上了那辆沾满泥淖的三轮摩托车。好在进入村道前有一段平整的水泥路，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大脑中回忆那段曲曲折折的小路。哪处的石头格外突兀，哪里需要司机踩下油门，这些我都记得清楚。等复习一遍之后，我也正式踏上了“征程”。但现实永远比想象更复杂。如果遇上一个比较沉稳的司机，或许他在碾过某块大石头时会小心翼翼，放慢车速。如果是一个冲劲大的老司机，他会踩死油门，一“骑”绝尘，但是带给后排乘客的就是疾风骤雨地动山摇般的晃动。父母亲通常会把我夹在中间，以为能起到一些“缓震”作用，事实是他们也抖得天旋地转。我永远无法预测一家人上的是哪类司机的车，也无法预知自己将面临什么。当真正坐上车，我只好默默低下头，看着碾过的一块块“路面杀手”，必要时合上眼，管他洪水滔天。

其实，难受的不只是我，母亲对此积怨已久。往往她在父亲提出回老家之后，迅速表态，以“路烂”“穷乡僻壤”为由，同父亲发生过几次拌嘴。年幼的我怎知父亲的思家之情，仅难以承受一些皮肉之苦，就毅然与冲动的母亲达成“联盟”，共同抗议回老家的事宜。即便没有公开抗议，心里也是千万般不乐意。因为我始终认为，那是陪父亲回家。

父亲从偏远乡村打拼到县城州府，工作繁重，平日很少回老家。作为妻儿，更是对老家陌生。回到老家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是坐在凳子上等候午饭或晚饭。任何家务都没有我的加入，自然也少了许多共同话题。在众人围着火炉之际，老家的亲戚们说一口比数学作业更为难懂的方言交流家庭琐事。我总想向他们靠近，改变他们心中的“城里小孩”印象，结果事与愿违。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待客之道”。与其说回去之路的艰辛让我抗拒回老家过年，不如说是亲人之间的隔阂让我无所适从。

后来，在2008年天寒地冻的一天，父亲突然告诉我爷爷罹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们一家人再次踏上回老家的路。看着病床上的爷爷紧闭着眼，少有精力回应来来往往的亲朋好友，简单点头已是尽最大努力。当时我固执地认为爷爷的病能够治好，因为上次我回家时他依旧微笑着，站在门前空地上眺望我们来时的路。我总能远远看见那个消瘦的黑色身影，母亲说，那是你的爷爷在等你……可惜爷爷没能挺过那个冬天，而如今每次回家，我恍惚间总能看见他的影子。爷爷的过世让我开始理解回家的意义，尽管如今我依旧听不大懂他们的方言，也无法适应他们的礼数。但我渐渐明白，一家人簇拥在同一火炉边，心慢慢就能拉近。

短片最后，就在一家三口心灰意冷之际，男人的爸妈拿着铁锹铲雪的画面出现在他们眼前。男人兴奋地大声呼喊着爸妈，女人也抱着孩子下车，一家人相拥在一起，相互搀扶，回家团聚。男人的妈妈说，害怕他们回不来，特意出门铲掉了二里路的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