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启军

（紧接上期）

当然日后我会搞明白的，或说我自认为我搞明白了。那是过了好多年。我们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突然知了天命又近了耳顺，已成了十足的二把老头子。这里得补充一下，毕业后我们自是各奔东西，各为生计。我是好歹进了一所师范学堂，做了一名小学教师，然后七七八八。阙先生呢，先是当知青，成天在高望界林场砍树栽树，挖地抬岩，后来招干当了林警，再后来又成了残联管煮中饭的干部了。数十年里我们虽不在一起共事，但免不得时有碰面，且随着年纪变大，变老，还交往得相当密集了。

又所以，搞懂、读懂阙先生我也有依据。这里不妨先弄几个事例。其一，他当林警的那些年，专管酉水河上的木头，照说那些个放排的、偷树卖树的，多少都应该有点怕他，甚至恨他。但又日了怪了，沿河那些村民、船家乃至惯偷，不但全都和他搞得好，许多还成了朋友。一天他照例提了两瓶瓶子酒（那时他已是一个响当当的酒徒了）去找一个叫戴锤子（炸鱼炸秃了一只手）的移民，在河边找到了，两人就在小船上升起炊烟，俨然一对兄弟似的煮鱼喝酒。可喝着吃着，戴锤子突然丢开酒碗，放声大哭。原本戴锤子又偷了树，按着举报阙先生是去抓捕他的，但这之前阙先生却什么也没说。戴锤子心里清白，碰碗豪饮之际，他受不了了。既觉得偷树有罪，更觉得愧对于阙警官的这份好心，这份情谊。而阙先生呢，则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百二十块钱（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说是借给戴锤子，让他去交罚款，主动认错。这事也就这么结了。

其二，有朋友给家母办丧事，阙先生去帮忙，不料在上五里坡之际被不小心点着的半货车箱爆竹炸得翻栽到马路上，脑壳右侧开了鸡蛋那么大个洞，差点丢了性命。据说他从昏死中醒转过来最先说给家人的话是这样的：“不能让人家赔钱啊，千万，千万。不然对不住人啊。”我去州医院看他，他躺在走廊的病床上，刚动过手术，脑壳包得像个马蜂窝，还处于半昏迷状态。可喃喃中却在不时地嚷：“不标准啊，不标准啊。”我心想脑壳炸开了花，怎么会标准呢。而一同在场的那位石同学真是比我聪明，立马懂了，说：“好几天了，一口酒都没得喝，嘴巴里寡味。”这一说，阙先生听着，竟就慢慢抬手竖起了大拇指，还像当年的女同学那样，扯起嘴角笑了。

如此，如此。又比如古阳镇去残联的街边是有一家老字号的粉馆的，店主是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店内除了米粉还备有两样东西：一坛包谷烧，外加一钵煮熟的筒子骨。可这两样却不卖，为何？是专为阙先生准备的。因为阙先生凡上班，既必喝早酒，也必进这家馆子，十数年如一日。再，城关菜农朱老二家死了个半大的猪儿，本是要去地坎边挖个坑埋了，突然却想到了阙先生，知道他是炒死牛烂马的高手。一个电话打去，阙先生便如约而至，还邀去了同学李老幺、张胖胖、刘包子、蔡无发几个。待死猪肉弄熟，那个香啊，于是一窝同学在古阳河边的卵石滩上，就着十五的月光，据说开了三坛老酒，搞了个天翻地覆。又再，人老了摸不动别的，免不得也爱摸摸麻将什么的，凡有人邀约，尤其是老同学，阙先生必应，就是急着要栽的辣子秧也会丢下的。我就见识过好多回。而在桌子上，十有八九，他基本上是个输。可不管输赢，他却总是笑呵呵的，从没见他锁了眉头或垮下脸来什么的。一回他们三男一女搞了个通宵，我发神经也看了个通宵。天亮了，人困马乏，赢家请吃早餐，阙先生却没动筷子，而是依旧那么笑呵呵地提醒人家，说：“输归输，你也让我喝杯酒嘛。”拿过杯子，独自有滋有味地喝了一小瓶二锅头。然后呢，他不说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偷着给了他一张坐车回家的钱的。

够了够了，这么一说好像阙先生就是个十足的趴伙（没脾气，软，一团和气）分子，糯米团，弥勒佛。错。大错。阙先生有的是脾气，只是不乱发作而已。别人不知，我知。到了这儿，就不妨再说说。一个是我亲历，另一个虽是听说，却查实了还有人证。亲历的便是高中那阵子，一天课间我下楼去撒尿，回来时一脚泥（下雨），在墙的拐角那儿无意踩着了隔壁班上那个出了名顽劣的田同学的脚。他大约见我弱小好欺，还弄脏了他的解放鞋，火了，扯着我不放，一边大骂一边使劲在我脑壳上敲，让我吃酸栗子。又擤了把鼻涕，手指就在我衣服上乱揩。我正回骂挣扎着，阙先生来了。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老远就冲着田同学喊：“放手！”田同学显然不晓得我们是表兄弟，盯着回了一句：“管你屁事！”近前了，阙先生沉着脸，又说了遍：“放手。”田同学依旧没放手，还撇嘴笑了一下。就这一笑，阙先生对着田同学当胸就是一拳过去，田同学一个趔趄，手也松开了。可还没完，田同学恼怒，叫着扑上来，阙先生迎上去，两人扭成了一团。但很快地，实际就是几家伙，阙先生就把田同学按倒在了墙角，动弹不得了。照说呢，田同学比我高半头，阙先生虽是我表弟，小我五个月，近半岁，可也比我高半头，他俩算是旗鼓相当。但阙先生虎头虎脸，更结实也更强壮，何况就像当年的武二郎为着武大郎，他是为着差火的哥哥仗义啊。这时上课铃也响了，阙先生扭头看我一眼，说：“侉哥（我小名老侉），不管你事，上你的课去。”唉，我真是懦弱，没啥用，不光他俩扭打的时候我仅是站在一旁观战，还真的就去上课了。而整整一节课，阙先生没来，他是一直将田同学按在墙角那儿，直到让他认输，喊服。那以后呢，田同学见我眼里总是恨恨的。而见了阙先生，则一律偏转了脑壳，斜望蓝天绕道走。三十年后古丈一中七八届高中同学聚会，我们三人恰好同在一桌。我提起这事，三人哈哈大笑，又连着碰杯干了三杯酒。

另一事则是阙先生在高望界林场当林警那会儿。林场有学校，学校里有位刚从师范学堂毕业分来的女教师，一个小妹子。聪明贤惠不说，啧啧，那个标致水灵的，实在就是清晨里开在坡顶头的一朵带露的山茶花。阙先生什么人，一来二去，两个就会意、好上了。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林场也是个知青场，包包儿后生天多，其间也免不得有那心里打起小算盘，馋眼觊觎他人盘中餐的角色。想来这也属正常，不然就不会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老话了。一天阙先生从酉水河里回来，有人给他提了个醒，要他当心。阙先生听了自是心头一震，可笑笑，不动声色。但在随后的酒桌上，他却发作了。那都是一帮老同学、老兄弟聚会，开始也没怎的，大伙嗨呼朝天，热之闹之。待酒过三巡，阙先生便从桌边缓缓站了起来。站着，沉着脸，扑着眼，也没吱声。大伙不知他要干什么。就见他撩开右下没扣的衣襟，依旧缓缓地，伸手从屁股上扯出了他那把用于执法的五四手枪，突然叭地一声，拍击在酒桌上。众人吓一跳，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时阙先生才抬眼望着众人，说话了，那话是如同发布宣言一般掷地有声。他说：“都是同学、患难的兄弟，那么听好了：这个女人，这个小妹子，是我的。就是我的。是我号了的。号了的就是我的，懂吗？”想了想又说：“打没打记号那是我的事。就算没打记号，也和打了记号没任何区别。噢？！”说罢，一仰脖子干了他面前的那杯酒，平生第一次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收了枪，走了。众人听得面面相觑，但都明白了。当然更有听了心里直打鼓的。而他的话，实在就是专对打鼓的说的。因为就他们对阙先生的了知，懂得他那把拍在桌子上的黑亮的家伙，还有他那一声“噢”，绝不可以有丝毫忽略，更不是闹着玩的。

这事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林场。那位女教师呢，小妹子呢，自然也听说了。听说了那个感动加幸福啊，顿时成了一滩稀泥。可彼时既羞于飞扑过去立马去见阙先生，又不知如何表达，结果就胡乱弄了半盆子衣服去林场附近的水潭边去洗，在那里边洗衣服边尽情地哇哇地哭。哭着，脸上的泪珠还在滚落，却又忍不住咕咕咕咕地笑了。当然不久她就成了阙先生标准的爱人，妻子。现在呢，是阙先生标准的老伴，当了多年的局长，也成了奶奶级的人物。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