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秀军

清楚地记得那是2018年6月25日，星期一，中午时分。

我正在凤凰县木江坪镇柏林村村部整理建档立卡贫困户建房材料，83岁的老党员田时良进来了。他的臂弯下挟着两把芭茅花扎成的扫把，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斗笠，短袖的白衫衣肩背上湿了一大块，天气太热加上爬楼梯他弄得吐气不均。

我赶紧接过他臂弯下的两把扫把，移了张凳子扶他坐好，埋怨道：“你看你，有什么事情，搭个口信来，我去你家里就行了。”我知道他患有支气管炎，再加上年岁大了，耳朵背，村部离他家有一里路远，来一趟并不容易。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怕他身子骨受不了，不敢打开电扇，更不敢开空调，找了把扇子给他扇着。我则挨着他坐着。

老田等吐匀了气，解下头上的斗笠，喝了口水，说：“我知道你在，我来，想看看你。”

田时良看着我，有点痴，又像有点舍不得，半晌说了一句：“我是来交这个月的党费的。我怕我活不了几天，又怕我忘记交，就突然离开组织，离开你们……”

他几时变得话多起来了，而且说的话都带着悲伤，这与我印象中少言少语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怕他说出更多伤心的话，我赶紧打断他的话，说：“你说哪里去了，你做了好多好事，要坐到一百二十岁去了；再说苦日子都过了，现在生活好了，你做点养身功就行了。”他“嗯”了一声，说平常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也是这么说的。

说话间，他解开别在腰间的锁布口袋，用颤抖抖地手取出一元钱，又颤抖抖地递给我。我接过他递交过来的那1元钱，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记下：党员田时良同志于2018年6月25日中午1点28分交来6月份党费。

农村普通党员党费是每个月2角钱，一年2元4角钱，因现在不用角角分分钱了，就一月收1元钱。我记下那1元党费，心头一热——其实这个月还差好几天，他不用这么着急，再说我们会安排人月底时对年老多病的党员上门收，顺便看看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田时良沉默了一阵子，摸出烟袋，装上烟丝。我则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同时让他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他像不听见我说的，自顾自地说：“我是1972年的3月加入党的，45年党龄了，我从没给党和组织丢过脸，抹过黑……”我怕他伤心，打断他的话说：“你为党为群众办了许许多多实事、好事，功劳苦劳都有呀，大家都记着的。”

我说这话绝不是奉承他，而是实打实的事实。

他曾经是村里的出纳和会计，还担过两年的村支部书记。1965年10月，他带领全大队群众在第一、第二、第三生产队开路，架桥，开田，打扮老水井。1966年11月，他带领全大队群众在王瓜仲、冷水井、官沙坪挖塘筑坝修渠，引水灌溉农田。1967年9月，他在塘冲生产队带领全大队开建园艺场，栽种十多亩的柑橘。1968年11月，他在妈楚生产队带领全大队开建药材山园。1969年到1976年，他带领全大队支持三线建设，建设龙塘河水库。1978年，他号召全大队在第一生产队岩洞建林场，植树造林。退下来的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带头作表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听了我的话，他朝我摆了一下手，摇着头说：“老了，不中用了，别提以前的事了，以后村里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说这话时，他眼睛里充满着光亮。呆了一会儿后，回过头告诉我，他昨天没事的时候到山头割了些芭茅花，赶集又买了几根铁丝，晚上扎成两把扫把，今天拿来送给村里，有时扫扫地用得着，也可以留点念想……

我凝视着那两把精心扎成的扫把，心头再次热了起来，转过身怕看他了。我知道，当我们的眼睛碰到一起时，我会哭，他也会哭。

……

记不起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记得我扶他下楼，送他到家。返回办公室，我拿起笔想在工作日记本上写点什么，打开抽屉，看见我悄悄藏在他裤袋里的那50元钱，不知何时又回到了我的抽屉里。

一个星期后，田时良永远地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我们。

在建党99周年的7月1日，我看见那两把用芭茅花做成的扫把，想起了老党员田时良。我将那扫把轻轻地拿起，在手柄处别了一枚党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