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汉章

我的父亲，早已过古稀之年了。据说，他的命运在我还没出生时是有机会可以被改写的。按村里老一辈人的说法，他差点就成了吃“公家饭”的人。

父亲是他那个年代我们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还是在我们县里的一中毕业的。这在20世纪的6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那时的一中，可以说是我们县里唯一的“最高学府”了。所以，父亲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比较早有些文化的人了。

在那个年代，盛行“工农兵”由基层推荐进高校，毕业后国家给统一安排工作。加之我家都不知是好几代贫农了，在讲究“成分”的那个年代里，这点至关重要。

为此，公社书记好些次来到家里做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思想工作，生怕他们“拖后腿”: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那时母亲拖着3岁的大姐和不满周岁的二姐，父亲是家里唯一能拿工分的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就指着父亲过日子。

其实那个时候，秉性坚强的母亲都已做好肩负起全家重担的准备了。父亲也于第二天清晨背着母亲前一天晚上精心为他准备的行囊，匆匆步行去县城报到。

也不知怎么回事，在报名登记那一刻，父亲竟故意把自己年纪说大了好几岁。因为“年纪不符”，父亲被退回村里，又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里。父亲，终究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过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就为这，公社书记气急败坏地上门狠狠把父亲“责备”了一通。最终也只好把他安排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名会记。但父亲没后悔，一干就干了十多年。或许在父亲心里，守着、呵护好这个家，比什么都重要。

在父亲之后，村子里也陆续保送出去两三个人，如今已举家迁往外地。

为这事，母亲曾不止一次埋怨过父亲。说要不是他在报名时的“突然兴起”，或许我们家今天也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尤其是1997年我毕业分配不顺利那次：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最终被分配到县里一家几近倒闭的集体企业，没上几天班就意料之中地“光荣下岗”了。

母亲几乎是哭着数落了父亲一整晚。记得那晚，父亲头埋得很低，很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只一个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母亲念叨完，父亲才微微仰起头，满脸愧疚地苦笑着说：“都是命，一切都是命……”

我想也许吧？

要是当时父亲不是心疼母亲，牵挂爷爷奶奶，担心他出去后这个家无法维系，义无反顾地出去了。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我和妹妹了，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家。

许多年过去了，大姐、二姐相继出嫁，我与妹妹也总算在县城立住了脚，安了个家。雏飞巢空。父亲也总算完成了他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的传统使命。

搬进新家的那一天，我开车到乡下把父母接了下来。夫人更是特意给了父亲一把新家的钥匙。说往后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了，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

接过钥匙那一刻，我看见父亲明显有些激动，眼眶微微有些红。父亲慌忙地背过身去，在客厅里踱起碎步来，东瞅瞅，西瞧瞧。不时伸出他那双满是褶皱的老手往墙壁上东摸摸、西蹭蹭。母亲则尾随其后，一再地警告父亲别把墙壁弄花了。把父亲弄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急忙把手抽回，窘迫无状。

我想，此刻在父亲心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儿子或许算是替他圆了几十年来想当一个城里人的梦想吧？即便是在全国城镇化建设大势所趋的今天。

但父亲和母亲还是执意要住在乡下，也还在一如既往地操持着几亩薄田。他们总说他俩身子骨还硬朗，要我们不要担心，安心做事。

每念及此，自己的思绪就会飘回到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眼前又会浮现出父母清瘦的身影和满头迎风而舞的银发，心中总会不禁泛腾起一抹隐隐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