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贵

慈母离世已有20个春秋，但她的音容笑貌时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可是那山冈的新坟，那中堂的遗像，那幅幅挽联……证明她确实走了，而且越走越远。令我这个不孝之子想不到，悔不该。

2000年3月20日，是一个令我揪心的日子，那天慈母走完她历尽坎坷的91年，走上黄泉之路。那天早晨，天气阴沉，飘飘洒洒地下了几滴春雨，上午7点，我因雨提前结束早练归家。刚进客厅，妻就泣不成声地说：“二哥打来电话，娘过世了……”噩耗人耳，我头昏眼花，悲痛欲绝，几乎昏倒在地。

那年农历春节正月十二是慈母91岁生日。那天，我们全家老小，还有同族亲戚为她做了一个寿宴，祝福她寿比南山。可谁也猜想不到，后来天气骤变，她患上了疾病。与她同住一屋的二哥请医生为她治疗，经医生诊断为心律衰竭、高血压，服药后有所缓解。3月19日晚，我与妻从吉首老城乘公交去看她，见她病情好转，只是不停地咳嗽。与她同坐在火塘边，在沉默中度过。快到晚上11点时，她多次催我们回家，我们以为危险期已过，放心地离开，打算第二天再去，顺便买些药，谁知竟成了诀别。我万分后悔！她生前没留我一句话，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病魔也没有肆意折磨她。寨上人都说她德积得好。确实，她虽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女性，但她忠厚老实，贤惠能干，一辈子与人和睦相处，谦让大度，用她伟大的母爱养大我们五兄妹，培育我们成材。对于她的离去，我们万分悲痛。

慈母舍我们而去，为我们留下了一栋三间的木瓦屋。这屋是她与已过世的父亲省吃俭用盖起来的。这屋像温暖的摇篮陪伴了我们美好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寨子上父老乡亲进行土改、办农会、搞互助合作的议事场所。先父去世后，她与老屋为伴，终身坚守。如今人去楼空，只留下她睡觉的木床，取暖的火塘，煮饭的锅灶，进餐的碗筷，扫地的笤帚……我睹物思人，再也听不到她和悦的语言，看不到她熟悉的身影与慈祥的笑容，冬天再也不能为她生火买炭了。我的心在流血，泪如雨下，充满着无限悲哀的情愫。

慈母舍我们而去，为我们五兄妹留下了省吃俭用、勤劳朴素的好家风。她青年时代经历过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乾城(今吉首市)大旱，那年赤地千里，饿孵遍野，因她跟随父母逃过荒、讨过饭，所以对粮食十分珍惜。每天吃剩的饭菜，她舍不得丢掉，总是第二天又热着吃。她患老年性白内障十多年，双目几乎失明，却仍凭着微弱的目光做家务，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扫地浣衣。本来儿女一大屋，应享受清福，但她非常执拗，宁肯自己辛苦，也不肯吃现成饭，穿现成衣，由我们供给她生活费用，自办伙食，自操家务。她常说：“人生来是劳动的，劳动、劳动，活络筋骨，有好处！”我每次与妻去老家看望她，她总是把被盖理得整整齐齐，锅台刷得干干净净，碗筷洗得白白亮亮，衣服穿得周周正正。妻不由得夸道：“娘老人家真是一位爱清洁、讲卫生的好老人。”我听后却感到十分内疚。

慈母舍我们而去，为我们留下了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的好品德，好思想。1951年，县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完成后，寨子里的穷苦农民有了土地，为了过上好日子，大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但广大妇女苦于孩子们拖累，参加不了集体劳动。慈母十分同情她们，乐意地办起了家庭托儿所，为她们带小孩，好让她们发挥半边天作用，和男同志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生产，挣工分。她眼力不好，仍热心为孩子们换洗尿布，有时她双手即使沾满了腥臭的大便，也毫无怨言。孩子们哭哭闹闹，她却处之泰然。几度桃花红，几度李花白。经她当年先后带大的10几个小孩，后来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有的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些晚辈至今没有忘记她，逢年过节要带上礼品上门慰问，以感谢她的滴水之恩。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愧对慈母，因为自己从1958年参加工作后，由于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回乡下细心照料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98年8月退休后，正好有时间为她尽孝，又因忙于其他事务贻误了时机。2000年春节后完成任务，正好尽力尽孝的时候，她却舍我而去，驾鹤西归。

母恩如海，杀身难报，特写上此文，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