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平
高中毕业后，我就离开了家乡，眨眼间，十八年已经过去。
父亲离世后，只有红白喜事或到清明节，我才回家，顺带看看老家的木屋。站在院子里，看着从院子里长到屋檐下的野草，儿时生活的点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父亲不仅是个“巴江萨”（苗歌师），还是个木匠。“巴江萨”，父亲是出了名的。去世快二十年了，他编的苗歌仍在湘西苗区传唱。
但父亲的木匠活，却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二姐出嫁那一年，父亲已经五十三岁了，视力大不如以前。父亲给二姐做嫁妆时，戴着老花镜，躬着腰对着木料瞄来瞄去，很是专注。那段时间，做家具的声音在木屋里响了又响，全家人都满怀期待。最后，父亲用合页连接木桶与盖子时，才发现偏了整整一手板。父亲十分沮丧，不住地自责：“怎么搞的？怎么会对不上呢？唉，老喽，老喽！”
坐在窗边绣新娘服的二姐抬起头，发现父亲愣在那儿，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笑着说：“爸，没关系，装得东西就行。”父亲却不乐意，他不想让亲朋好友笑话自己，更不想让女儿失了面子。于是，他爬上楼，拿了一个他年轻时做的旧木桶，他把旧木桶洗了又洗，晒了又晒，上了几次红漆后给二姐当了嫁妆。
父亲虽然学技艺不精，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置办工具的爱好，刨子、锯子、斧头、锉子、凿子、锤子、墨斗等木匠工具，父亲应有尽有。小学时，我经常翻出父亲积攒的木料，或是到山上砍下一节油茶树，或找一根山竹，拿出父亲的工具，学着父亲的样子，或偏坐在板凳上，或蹲在门槛边，把板凳或门槛当工作台，或砍或刨或锯或锉，做自己喜欢的玩具。由于年纪小，性格急躁，下手不准，弄坏了许多木料，家里的几把板凳和门槛也连带着遭了殃，伤痕累累。斧头，凿子或刨子自然不能幸免，被弄缺了口，像人掉了门牙。父亲却从不会骂我。他要用工具时，便拿到磨刀石上重新磨平，磨快，但也因此费了不少工夫。
父亲说，这两间木屋，是在乡亲们的资助下修起来的。
父亲说，以前家里有一栋雕龙画凤、飞檐翘角的大木房，但因为历史原因拆除了，只留下一个偏房。1966年初秋的一天，偏房又烧毁在了一场大火里。
无助的父母用从火中抢回的几根檩条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当一家人的避难所。当晚，父母抱着年幼的大姐二姐，坐在棚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时，只听见不时有人来回，期间还有东西落地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父母才发现院子里摆放了好些木料、生活用具和粮食。原来，昨天的脚步声是乡亲们在悄悄给我家送东西。
建房子的大小事务都是父亲一手操办的。父亲性子急，做事毛糙，木屋起得东倒西歪。五年级时，我曾拿母亲的棉线吊着石头，测量房子的高度，发现不同的柱子间硬是相差十多厘米。
我记事时，木屋没有一块木板，可谓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木屋的正面，几根树干夹住稍大点的树枝，权当作板壁。屋后和两边，就用苞谷杆围起来。屋顶，一间盖瓦，一间盖野草。盖草的那间，隔年就要翻新。要不然，就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仿佛一个水帘洞。门也是真正的柴门。小学时，同学们不理解什么是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小扣柴扉久不开”里面的“柴扉”，只有我知道。为此，我还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有一年夏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屋顶的草也被风刮跑了。二姐流着眼泪，抱着吓得哇哇大哭的我和大哥，缩在盖瓦的房里瑟瑟发抖。二姐说，那一刻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好在大姐冒雨从外面赶回，我们才算是找到了依靠，停止了哭泣。
木屋没有装木板壁，风雨想进就进，家禽家畜想钻就钻。二姐说，有一年腊月，大姐和父亲出工去了，二姐去自留地扯萝卜，大哥和我守屋。大哥忍不住诱惑，带我和小伙伴玩游戏去了。不知哪家的狗钻进屋里，两块挂在火炕上的腊肉被吃了半块。二姐说，如果不是挂腊肉的稻草断了，腊肉掉下来吓跑了狗，我家就没肉过年了。
住在前通后亮的木屋里，夏天好过，凉爽透气。冬天可就惨了，火烧得再旺，烤得前半个身子微微出汗，可背后的寒风却直往身上灌，浸入骨髓。然而，小时候的我却感觉不到这寒冷，因为母亲总抱着我，给我挡风，给我讲故事。那时，母亲常说“千根柱头落地，万片丝茅盖顶；风来风扫地，月来月点灯”。我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就问母亲，母亲只是叹气，也不解释。现在想起来，母亲说的不正是我家吗？
大姐定亲时，父亲倾其所有，给木屋的正面装上了木板。那些天，我围着父亲，或把成圈的刨木花挂在脖子上，或捡边角料堆房子玩。父亲不时腾出手来，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平哥，跑来跑去的，挡爸爸的光线哦。”其间，父亲还借钱买了瓦，换下了野草。
两年后，父亲又买来二三十捆山竹，围在屋后和两边，还捡来牛屎和着泥巴糊在上面，家里终于不再透风了。
承包到户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父亲又买来木料，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接了一间木屋，并向后延伸，增加了一排。那些天，会木匠活的乡亲们都来了，砍的砍，刨的刨，锯的锯，锉的锉，热闹得很。拄着拐棍的老人们也来了，坐在旁边扯白话。未上学的小孩也来凑热闹，个个脸上盛满了开心。新加的屋子竖起来这天，天麻麻亮，全寨子男女老少就站满了院子……就这样，两间四柱的木屋变成了三间五柱的木屋。因少瓦，没有搭飞檐翘角的正脊。直到大哥从农校毕业，当了几年瓦匠，才把正脊搭起来，又建了个小小的偏房当厨房。从此，木屋终于像个家了。
改革开放后，农村人的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每年秋收一过，父亲就成了大忙人，被请去结亲过礼修新房的人唱苗歌。每次回来，父亲肩上的伞把上总会挂着主家的谢礼，一刀两斤半的猪肉。傍晚，空气里弥漫着猪肉的香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享受美味。父母哥姐的宠爱最小的我，所以我总会得到最好的肉片。
父亲也有空手回来的时候。那准是他喝了酒在路上睡了，肉被狗叼跑了。这种情况下，父亲免不了受母亲的责骂。而他，也总是保证下不为例，却屡屡再犯。后来，为了保障肉的安全，更为了保障父亲的安全，主人家就会派人提着那刀肉，护送父亲回家。
这栋木屋，是我人生的起始地，是我的根！在这里，我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栋木屋，不仅记载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还记载着乡亲们在特殊年代对我们的帮助和关爱，同时见证了父母几十年的奋斗历程，浓缩着一家六口的亲情，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我考上公务员后，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成了别人眼里的城里人。可是，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我始终认为，我只是城市的寄居者，身体里流淌的是农村人的血。只有走进老家的木屋，才感觉心灵的宁静。退休后，我要回到家乡，重新住进老家的木屋。
几年前，偏房在风雨的侵蚀下，倒了。木屋还立在原地，仿佛苦苦等待远行儿女归来的父母。
父母已经老去。木屋呢？木屋，也有老去和倒下的一天。到那时，我到哪里去寻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