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贵

我的挚友吴生琳离开人世已有25年了。这些年，他与我相处的那些日子，宛如一幕幕电影，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1983年春，编纂《吉首市志·教育分志》的绳索把我们紧紧捆在一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是修志的基础。我们一上马就先后到吉首、湘西州各县，以及湖南省和省外搜集资料。在沅陵，我们一起度过了炎热的夏天；在长沙，我们一起欢度端午节；在上海，我们一起遥祝家中的孩子“六一 ”快乐。

1986年5月，我们在安徽芜湖采访内迁教育资料时，他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把他扶到医院看病。而病还没有痊愈，他就与我一同去原国立八中校本部文赎员高庭碧老师家采访。

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共征集得各种教育史料20多万字。随后，我们开始紧张的撰写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兼作宿舍，成天人来人往，但我们闹中求静，奋力笔耕，终于在次年的春天完成了志书的初稿。特别要提到的是《教育分志》全书15万多字，上限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下限1985年，是吉首市建制以来第一部教育志。

后来，生琳到吉首市志办参加《吉首市志·教育篇》总纂工作和其他篇章的加工修改工作。这期间，我们相处的日子少了，但由于他是文史工作的爱好者，我经常约他撰写一些文史资料稿件，因此来往密切。1991年，他与我共同完成了由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主编的《湘西名镇》中的《乾州镇》史稿；1994年，他应我约稿，写成了《回忆恩师黄穆如老先生》，发表在《湘西文史资料》的《湘西名人》专辑上；1995年，吉首市志总纂进入冲刺阶段，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政协文史委拟出一本专辑，我要他代吉首市民族中学退休校医石邦福写一篇战时军医生涯的回忆录。尽管当时他工作繁忙，但他利用两个周末完成了任务。我每次到他办公室，总见他佝偻着身子在不停地写——他写什么都先打草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圈圈点点，钩钩线线，密密麻麻一片，旁人很难辨别。累了，抽上一只自己卷的“喇叭筒”；渴了，喝一口自采的太虚茶。他在十几年的修志工作中，到底加了多少个班，跑了多少路，克服了多少困难，是无法统计的。这只有吉首市志办窗外的梧桐树，只有那升起来又落下去的太阳与月亮，只有那与他日夜相伴的桌椅与床铺，还有他那从不间断的一摞日记本最清楚。他十分热爱修志工作，他说：“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吉首市人，是苗家的后代，能为家乡修志，我感到无上光荣。”为此，他还作七律诗一首，以诗言情。

推窗偶咏

笔走龙蛇意未平，呕心沥血到天明。

丹霞出隅展晴霁，残月临轩伴晓星。

千古烽烟归旧梦，十年成就慰忠魂。

史坛志苑尽芳草，一曲高歌荐后人。

生琳去世时，我因去广西、海南、深圳、珠海等地考察，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深感内疚。回吉首后我来到他工作的吉首市八小，时任校长伍华英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吴老师在八小，工作卖力，是我的好帮手，他生活上苛求自己，工作上乐于奉献，是一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他的去世，无论对学校工作，还是对市志工作，都是一大损失。”他说的，也是我的心声。

安息吧，生琳，我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