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有评论家说，文学的功能在于唤起，唤起生命的生机，唤起对审美的意愿，唤起对既往的记忆。阅读邵一飞先生2021年3月5日刊登于 《团结报》“兄弟河”上的《散文三则》，笔者就有一种被唤起和被触动的感觉。笔者肯定地认为，唤起的一定不只是个体记忆，而是大湘西北区域内生活群体的集体记忆。
《散文三则》由《枷椅儿》《玩泥巴》《哈耙》三个短章构成。枷椅儿、泥巴、哈耙大体都可以说是大湘西区域内的民俗物件。民俗物件是指包含着民族文化、习惯和心理等民俗因素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中的常见物件。枷椅儿是“放置小孩的竹制立方形围栏式小坐椅”， 泥巴是小孩捏揉的童戏玩具，哈耙是“一种轻便渔具”。由于民俗物件总以民族或地域的方式存在，它们的身上往往承载着民族或地域的集体记忆和智慧。因此，《散文三则》以此为表达对象，更易于唤起丰富的艺术体验和深沉的艺术共鸣。
邵一飞先生像一个严谨的民俗学家，对民俗物件来了一番“严谨的考证”。据考证：枷椅儿“‘枷’（方言念‘ga’），有音无字，与普通话‘嘎’字音似；‘椅儿’即‘椅子’之儿化音；‘枷椅儿’之方言发音，以汉语拼音来标记，大致为‘ga-yi-r’”；哈耙“有音无字，与普通话‘哈耙’二字相同，方言发音为‘ha-pa’”； “拾鱼”的“拾”“在常德方言中有音无字，常用口语，与普通话‘拾’字音相近，发音变调为‘shi’，即‘捞鱼’‘弄鱼’‘网鱼’之意”。邵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湘西北方言区把“人家”的“家”、“梿枷”的“枷”念为“ga”便是“枷椅儿”的“枷”发音的旁证。至于说到哈耙，笔者曾向土家族语言学者请教，他认为哈耙是土家族语汇，土家族语言原本有音无字，西南官话则称哈耙为鱼濠。最有意思的是，这些物件，据作者看来，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作者在《枷椅儿》里揭示：“竹器乃天赐自然之物，用之有度，则灵气自聚；久之，则寿、富、康、德、善（福禄寿喜财），五福齐至，宜家宜室。”当然，《散文三则》并不是民俗学论文，而是文学作品。不过如此的“考证”，倒能唤起读者的深沉记忆和既有体验，继而形成阅读感受和审美趋向的强烈冲击，获得情感上的深度认同。
《散文三则》唤起的集体记忆是多元的。《枷椅儿》侧重于表现对幼儿生长的关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枷椅儿是移动的幼儿生长环境，它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幼儿的发育和生长。枷椅儿既可以坐，又可以站，充分尊重了幼儿的活动天性和生长的自由性与不受限制性，其中隐含的厚实的人文情怀让后人心存无限感激。邵先生对此应该是有特别的感触吧？所以，他把枷椅儿与岭南一带的“背条”“搭子袋”予以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方便实用的育儿工具……‘枷椅儿’则需使小孩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也可以站在下层的踏板上，活动空间大，利于全身骨骼之发育。”这里的比较，自然无意于贬抑岭南的“背条”“搭子袋”。不过，在比较中，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枷椅儿发明者的良苦用心和炽热的育儿情怀。幼儿时期身处枷椅儿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层，但成年后的我们却实在不能不为之生出崇高的敬意。
《玩泥巴》一则的童趣性几乎让人忍俊不禁。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中前期直至更远的过去，湘西经济落后，儿童玩具极度匮乏，尤其是农村小孩的玩具基本上就靠自己创造和发明。现在想想，那时候农村孩子的玩具倒也不少，什么罗陀、飞棒、犍子，甚至竹制或木制的枪械等等，能数出一大堆来。这些玩具的出现无疑是儿童为满足自身天性需求而不断创造发明的结果。而笔者以为，玩泥巴大约是最能唤起集体记忆的吧？作者在《玩泥巴》的开头就写到：“玩泥巴，是一种习俗性的童戏。”“习俗性的童戏”定位准确。玩泥巴自然有许多种玩法，作者选取了玩泥巴中的“打啵”作重点叙述。怎么制作“啵”，什么样的“啵”质量最高；怎么比赛玩“啵”，怎么定输赢，等等，作者可谓不厌其烦，津津乐道。文本饶有兴味地再现饱含童趣的玩“啵”场面，以唤起我们记忆深处儿时的幸福感受和天性释放。“厉害一点的‘啵’，击破的时候泥巴星子会溅得满脸都是，抹一下，更黑。”这是玩“啵”的典型细节。小孩子总是争强好胜的，在童戏活动中，他们只管“啵”“厉害”与否，其他的根本就不在自己的顾及范围了。其实，“黑鬼”似的玩童，不正是最率性而可爱的玩童么？“有的时候，泥巴太干，一下子找不到水来稀释，就掏出各自的小鸡鸡，对准泥巴来尿，完了用手搅和均匀。”这是制“啵”的应急措施。俗话说事急而后知天性。不要觉得这段话描写的行为涉嫌粗野，在人事不知的孩童那里，一定没有什么不洁的想法。我想谁读到这里，都会发出会心地一笑吧。然而，作者并只不停留于玩的过程描述上，他挖掘出了玩的社会和教育功能：“童戏应该天人合一，在天地之间，自然之间玩，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天性自生。”难怪他对如今“天天上学，补习，要考第一，要为了分数而苦斗十几年、二十几年，根本没时间玩”的孩子们抱着惋惜！
《哈耙》一则则突出其实用性。制作“哈耙”的目的就是为了“拾鱼”，为了“吃鱼”，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并不是羞于启齿的事。 “屋里没‘哈耙’，锅里少鱼虾”的俗谚就很能说明这一情形。作者对此并不避讳，相反用近乎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卡鱼”“ 抽筋”“炒鱼”等直接指向吃的准备和烹饪环节。作者说“凡小鱼，皆要在鱼鳃下方‘喉管’处用指甲掐开一道口子，然后用两个手指捏住鱼身，从鱼之肛门处往开口处挤压，把内脏挤出去”，“卡鱼”自然关乎吃；介绍鲤鱼的“抽筋”：“在鱼脊（接近鱼头处）横切一小口，即见脊肉横切面内藏有两根圆形小筋头，以刀身轻拍鱼尾部，两筋渐出，用筷子夹住两筋头，复拍复夹，直至筋全出。”就更是关乎吃了。为什么要这样斤斤于吃道呢？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再现食用的过程，就是再现吃的文化；另一方面吃也是一个久远的时代符号，其中凝聚着先民的智慧和与饥饿抗争的历史记忆，民俗文化内涵十分丰赡。
民俗物件总会打上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印记，对它的记忆就是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记忆，并由此而生成出巨大的反思力量和前进动力。阅读《散文三则》就像参观大湘西北土家族民俗博物馆，追溯我们的来历与过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区域的越是社会的。这大概才是《散文三则》最为珍贵的文学底蕴和文化内核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