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乡愁既是情感的，又是精神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智的。读杨胜国先生刊发于11月26日《团结报》“兄弟河”的散文《蟋蟀声里觅乡愁》，在受到其乡愁感性浸润的同时，又理性地感悟到其乡愁的精神超越：怎一个“乡愁”了得！

乡愁的生成源于与故乡的别离和别离后对故乡记忆的过滤。生成后的乡愁总依附于某一具体的人、事、物、景，比如余光中先生《乡愁》诗里的“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等等。而蟋蟀就是杨胜国先生乡愁的载体。作为载体，蟋蟀让杨胜国先生的乡愁具有有形可察、有声可听、有迹可觅的特质。作者“在世纪广场旁的树林下散步，突然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鸣叫”，让他自然地意识到这是“久违”了的蟋蟀声，并且由此而记忆起乡愁和“夕阳退场、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之时”“扣人心弦，妙不可言”的“蟋蟀音乐会”，进而唤起他对童年童趣的无限怀念和遐思。

如果散文《蟋蟀声里觅乡愁》的叙事止步于此，蟋蟀声里所觅的“乡愁”无疑仍处于感性的情感层面。然而，杨胜国先生毕竟是优秀的作者。他的笔锋轻轻一宕，由听蟋蟀的鸣叫声而转移到听父亲的摆龙门阵。这种天衣无缝、自然巧妙的“听”的转移实在是高明得很。“龙门阵”里的“蟋蟀”不再只是自然界的生物，它凸显着社会学和伦理学的意义。那位死后化身为“蟋蟀”的“员外女儿”是“美”的追求者，是“爱”的播种者。同时，“员外女儿”的毁灭又是悲剧性的，她的毁灭能唤醒人们对被毁灭者的同情和对毁灭行为实施者的憎恶。由此可见，作者的乡愁已经由情感层面跨越到了理性精神层面。故乡的蟋蟀之所以能成为乡愁的承载体，不仅仅是它们能像自然界的其他会发声的昆虫一样可以召开“音乐会”，更在于它们的声音里流动着“金花姑娘”对美与爱热烈向往的血液，以及故乡人对真善美的悲悯。而这种热烈向往和悲悯深深地感染、影响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故乡个体，进而完成故乡的精神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后来读到金波童话故事《秋天的蟋蟀》所萌生的感动以及上学后对蟋蟀“生出几份怜悯和崇敬”就是以此为生成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感情的净化和精神的超越。

我相信有心的读者会体会得到，作者总在自觉地追求着情感到精神、感性到理智的跨度。文本的第二部分叙写了“玩乐”蟋蟀或者说“捉”、“斗”蟋蟀。作者告诉我们“捉蛐蛐需要耐心和技巧”，似乎要强调因成功捕捉蟋蟀而带来的“开心又神气”，进而揭示蟋蟀之所以成为自己现在仍无法忘怀的乡愁载体的道理。事实上，作者转笔就写到了捉蟋蟀“失手”时的“怄气”。这种对比式的叙述，揭秘了乡愁的多元性和深刻性。在我看来，“失手”的“怄气”也可能才是最刻骨铭心的乡愁，因为那里有由“搂我”进“怀里”的母亲和母亲“哄我恢复平静渐入梦乡”的童谣建构起的精神高地。而斗蟋蟀仿佛更符合男孩子的天性：刺激。的确，文本里描写了蟋蟀角斗的刺激场面，再现了蟋蟀的勇敢和好斗，然而更“叫人久久难以释怀”的，作者认为却是蟋蟀“当场毙命、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的场面”，隐喻了作者对善的悲情和良知。更有意味的是，作者乡愁里并不只有刺激和玩乐，同时还有“羞辱”和“羞辱”之后的“发奋读书”。文本告诉我们，带给“我”“羞辱”的是“牛高马大”的“村西头老五”，羞辱的事件是“强迫我从他的裤裆钻过”——“我”受到了像汉朝大将军韩信一样的难忍之忍。玩乐成了不平，刺激成了羞辱，大约是最初的“我”没有想到的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我”居然以此作为振作人生的起点，揭开了追求和奋斗的序曲：“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角力不行的“我”完成了精神的超拔。

如果说《蟋蟀声里觅乡愁》第一、二两部分作者表达的是在“凤凰之乡”“觅乡愁”的话，那么，第三部分则是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海峡两岸的文人唱和中“觅乡愁”了。在作者看来，“自古以来……蟋蟀已成为人们感怀愁情离绪的美好意象。”民族文化不仅会渗透到我们的血脉，影响到我们的饮食起居，而且也会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遵循，让乡愁具有别样的精神和意义。可以说，从第一只蟋蟀跳进中国的古诗文苑起，就注定蟋蟀要成为民族文化的意象和民族心理的载体，后世文人对蟋蟀的描写就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寻根问祖和乡愁追溯，同时又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建构起乡愁文化的蟋蟀背景。杨胜国先生从童真童趣的物理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了传统文化的精神之乡，在精神之乡里寻觅乡愁，体验乡愁，从而打造出自我的精神高度和宽度。

作者不惜笔墨地对余光中和流沙河两位学者、文人海峡两岸“长达30多年的‘蟋蟀’唱和”趣事的叙述，标志着乡愁精神由凤凰之“小乡”向家国之“大乡”的超越。随着“乡”的范围的拓展，乡愁的深度、广度和精神也相应得到了提升，纯度和亮度也相应得到了提质。众所周知，余光中先生是一位特别有乡愁情结的诗人，他的乡愁里深含着的对家国统一的渴念，感动了多少世人，又警醒了多少世人。流沙河先生的《就是那一只蟋蟀》有对中国蟋蟀文化殚精竭虑地追寻，更有对海峡两岸同祖同宗、同乡同愁的心理共鸣和精神体认：“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显然是这一精神特质和心理共鸣的最好标签。流沙河先生的那一只蟋蟀不光是“在《豳风·七月》里唱过”的最年长的蟋蟀，而且大约还是世界上最善跳也最会跳的蟋蟀，因为它能“一跳跳过了海峡”，连通了海峡两岸。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位学者、文人前辈的仰慕和无缘谋面的怅惘，不惜用自己最钟情的乡愁承载物“蟋蟀”比拟二老：“二老给我的印象皆身材瘦高，精神矍铄，双眼睿智深邃，神态恬淡超然，言谈举止流露出浓浓的文化味与乡土情，酷似蟋蟀，令人动容。”正如蟋蟀一样，二老已不再是两个具有自然属性的学者，而是“文化味与乡土情”的化身和标志。一句话，他们与蟋蟀一样成为乡愁的另一大写符号，从而把乡愁推进到更高更广阔的家国之上和精神维度。由小乡到大乡、由小家到国家，作者的乡愁在前辈的滋养里，获得了精神的再提升。

回忆起来，我对杨胜国先生《蟋蟀声里觅乡愁》的兴趣首先缘于标题。乡愁而可以“觅”，乡愁便有了形体，有了声音甚至有了味道，于是我愿意随着他细腻的笔触感知那可感的乡愁。而深入阅读，才发现杨胜国先生抽象到具象到再抽象的思维轨迹，原来他要完成的是由乡愁（抽象）到乡愁的承载物（具象）再到乡愁精神（再抽象）的演绎，在“无情不散文”的文体特征外，追索着精神和理性的超越，于是我又一次佩服起他的深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