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楠

新开的高铁专列上，穿越隧道的呼啸声时时在耳边闪过，仿佛这列车正走过弯曲高耸的大山，跨过绵延氤氲的江河，穿梭在山区独有的朦胧雨雾里，高亢地唱着新的歌。

睡意朦胧间，也不知是到了哪一站，偶然间发现车上走进几位婆婆，大都背着背篓，虽身影佝偻但精神头十足，头上箍着一圈一圈的绣布，中间或空露出头顶，或盖住像一个大碗，背后的背篓里，一些甘蔗和竹笋静静地支着。

如果说，翠翠的“边城”是一艘船，那我的“边城”就是一件透着竹香的背篓。

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湘西，背篓文化可追溯至千年以前，从南宋的“背篓载父”传说，到如今进入大受赞誉的苗族背篓民俗歌舞，精巧的背篓勾画出着湘西人民关于生活与历史的文化符号。

有人说，在湘西不一定看得见路，但一定看得见背篓，这里崎岖不平的山道、田间地头的羊肠小径，好像只能走得过那些勤劳的背着背篓的湘西人民，生活在山涧深林里的苗族与土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是“背篓上的民族”。

一人一背篓，万物载其中，小小的一件背篓，制作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背篓匠人们要挑出3年以上的竹子，锻成竹条，从盘底一直拉紧编织到销口，勤劳的双手与别具匠心的精细心思，让聪慧的湘西人创造出一只又一只开口朝天，内有乾坤的竹篓，这些竹篓从人声鼎沸的集市走进歌唱背篓的吊脚楼上，晃进麦浪飘扬的梯田中，沉进湘西人民平静适然的生活里。

每个湘西人的回忆里都会有一件背篓，小时候，只要婆婆抓到背篓的红带子，小孩子们就会吵嚷着要跟着一起去集市。到了大场集市上，婆婆们背的背篓大小会决定采购食物的规模，尤其是中秋、端午、春节这三个团圆节，一家子人在一起吃饭，婆婆们要张罗很多东西，要买鸭肉、佐料、泡菜、要买烧过的猪脚，最重要的，还要给家里的小孩子买猫耳朵、糖霜花生。那竹条草料编织的背篓，很结实，里头装得下成摞的白底湘绣鞋垫，蒙着水汽的枞菌，蕨菜，或者是整整一背篓的红橘，被婆婆背在背上，毫不费力地就将那集市上的热闹送进了家里。

慢慢的，竹编的背篓裹上红丝绸，家里的姑娘要出嫁了，背篓里要背着嫁妆，母亲缝制的红喜被、外婆腌制的腊肉香肠、父亲珍藏了多年的老酒，都放在背篓里，送给新娘子，带去新的家里。迎亲的路上，小姑娘头上的苗银头冠和项圈欢快地摇晃着，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背后的背篓剐蹭过银饰，留下了一串热闹的声响，仿佛也在唱着歌，说这新娘子美得很！

待到新的小孩子出生了，这背篓就成了摇篮，小小的人儿，在背篓里，紧紧贴着母亲的背，听着母亲的心跳声、闻着母亲的味道长大，母亲的肩膀勒出了红印子，慢慢地长了茧子。背篓里背着家，背着责任，也背着浓浓的爱，直到再也背不动了，孩子们长大了，离家了，那背篓就慢慢的变成了一抹淡淡的乡愁，这乡愁成为了黄永玉笔下的山野湘西，成了沈从文笔下的桃源边城，它像一只越飞越高的风筝，一头系着漂泊的游子，一头系着心灵里的故乡。

历经千帆后，背篓里的湘西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那腰小口大，底方顶圆的背篓，仿佛正是湘西人民对古人“天圆地方”朴素世界观的认知与传承。自然与朴素的力量汇聚在小小的一件背篓里，让万物一体的原始理念在湘西人民的生活里埋下种子，然后破开时间的罩子，在新时代的土壤里又发出了青绿的枝桠。

细细去看，那竹子做的背篓其实很小，抬起来也没有半人高，但竹子的“硬”和“直”同湘西人的“蛮”与“强”相互映衬，交织进那小小的背篓里，又让人品出了背篓的大。它大得可以背得住时间，背得住历史，背着旧时节的氤氲山水，背着层层掩映的森林田野，背着苗家子女的豪爽与勇敢。那背篓满盛着勤劳和朴实，又在转身之间将他们用力地撒进了滋养湘西人的自然水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