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春

父亲与《团结报》，缘分不浅。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就开始订阅《团结报》，到如今已经整整五十年。这份报纸，不仅让父亲了解外面的世界，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更充实了内心，收获了无穷的乐趣。五十年来，父亲与《团结报》有着太多的故事。

1972年5月的一个清晨，25岁的父亲收拾好随身物品，背上他喜欢的帆布挎包，步行去龙潭镇嘎婆（外婆）家接刚满一岁的我和母亲回家。

步履匆匆的父亲，走到半路觉得口渴，见路边水井，喜不自禁放下挎包，手捧山泉水，喝了个痛快。

稍作休息，父亲快步踏上了去龙潭镇的小路。

走到嘎婆家，父亲才猛然发现随身的挎包不见了。他打算返回寻找，可天色已晚，在嘎婆和母亲的劝阻下，只好作罢。这天夜里，父亲连夜写下了十几张寻物启事，计划明天一早沿途张贴。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出发，一路寻找一路打听，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收获。父亲的心空荡荡的，好几天都开不起笑脸。

一个陌生的苗族大叔来到家里，他告诉父亲，牌楼村里的老吴几天前捡到一个包，包里有父亲的相关信息，就委托他来给父亲带个口信。苗族大叔说，包在老吴那里，这几天忙插秧，没时间登门退还，只好请父亲亲自跑一趟。

挎包有了着落，父亲满心欢喜，当即动身去牌楼村。几经打听，终于找到正在秧田忙碌的老吴。老吴见到父亲，并不着急还包，而是要求父亲报一下包里装有哪些物件。父亲一一道出：一个笔记本，一张《团结报》，几张生产队的发票。老吴笑了，说，总算找到包的主人。老吴告诉父亲，当他看到包里那张折叠整齐的《团结报》时，就知道失主是个有知识的文化人，蓦然升起敬重之情，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父亲，与父亲结识。此后，父亲跟老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喜欢阅读、要求上进的父亲，通过努力成了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机关后，有了稳定的收入，父亲开始长期订阅《团结报》。

父亲认真阅读《团结报》里的每一篇文章，每当看到他认为很重要、很喜欢的文字，就用钢笔在报纸上做记号。一张报纸有哪些版面，版面有哪些内容，父亲都非常熟悉。新报纸到手，父亲总是很爱惜地摊开，认真阅读后，又仔细折叠，按照日期存放在柜子里。绝对不会随手扔掉或者用来给孩子包书，更不要说揉成一团来生火了。

《团结报》被父亲按照日期整理存放，一期不少。偶尔因为借出被朋友弄丢一期两期，父亲就会想方设法向单位或私人讨要。尽管颇费周折，有时还会碰钉子，但在父亲的努力下，总能凑齐所有报纸。一张不落地搜集完整后，父亲就用粗钢钉在报纸上打孔，用粗麻线仔细装订，一年的报纸装订成两本。许多年之后，家里的衣柜都被父亲装满了成册的《团结报》，这些报纸被时光打磨，四周变成灰黄色，但翻开里面，清洁、平整如同新发行的一样。

日复一日跟《团结报》打交道，父亲有了一个小小的野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这神圣的刊物上发表。产生这个念头后，父亲开始积极创作，每天下班回家，在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写了改，改了又写，比小孩子做作业还认真。写好之后，父亲用信笺纸认真誊写一遍，慎重投给《团结报》社。

尽管努力了很多年，可父亲一直没有实现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愿望。然而投稿失败并没有影响父亲订报热情，他依旧每年订阅《团结报》。装订成册的《团结报》越来越多，已经腾不出地方摆放，父亲犹豫多次后，终于忍痛割爱，把年代久远的报纸卖掉。那一叠叠装订整齐的《团结报》拉进废旧收购厂的时候，父亲心里难受极了，他说：就像旧社会穷人卖掉自己的孩子一样难受。

有一年，母亲脑梗塞住院，父亲非常担心，情绪不好。为转移父亲的注意力，我和他聊起《团结报》。父亲倾诉他对《团结报》的深厚感情，也表达了从未在《团结报》发表文章的遗憾。

回家后，我建议父亲把他年轻时候印象深刻的事情写下来，并承诺帮他修改，再投给《团结报》试试。父亲的创作积极性被我的建议激起，当天晚上，戴起老花镜，铺开信笺纸，在灯光下写到很晚。

第二天一早，他把厚厚的手写稿交给我。我激动地几乎哽咽。我把父亲的初稿打成电子档，征求父亲意见后做了适当删减，投给《团结报》。

两星期后，父亲创作的《记忆深处的毛毛碳》一文在《团结报》上发表。我第一时间把报纸拿给父亲。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是在看他膜拜的大作家的作品。他又让我找来五六张这一期的报纸收藏起来。家里来客人，父亲会把登有他作品的那张报纸拿出来，让客人看。客人离开时，父亲还把报纸赠送给对方。

实现愿望的父亲更加喜欢《团结报》，为了方便看报，今年四月，父亲去湘西州人民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有人对父亲这么大年纪为看报纸去做眼睛手术很不解，父亲对此态度坚决。他说，只要能够清晰阅读《团结报》，花多少钱做手术都值得。

父亲的心思我懂，他的世界越来越狭小，是《团结报》的陪伴让父亲的精神空间广阔通达，每天才过得富足充裕。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的这份报纸，已走过七十年的岁月，在父亲生活里已经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亲密伙伴，更是他相濡以沫了五十年的精神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