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远定
晚春，雨后。草更绿了，更润了，山路更隐匿了，木房更深沉了。一眼望去，乡村若隐若现，充满生机。
在这仙境里，山峦如国画点笔，重一点墨重，轻一点墨淡，白雾幻为天马行空的神兽出谷，点缀中产生神奇惊艳的视觉效果；又如泉水叮咚，“卵石”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沉入水里，水流速不快，却一泻千里，汇成一拢汪洋。稻田，则如同绿宝石镶嵌在丛林里，种油菜的，油菜花黄；撒草籽的，长势喜人，泛着红绿，交相呼应。
我牵着家里那头病恹恹的牛，行走在青叶和新枝掩映的山路间。春耕之前，人们已经肩上荷锄、腰后别刀上山来，修复好损坏的木桥、篱笆，疏通好水沟，就连村前“农业学大寨”那几个字，也重新撒了石灰，字迹变得清晰……
我牵着牛去一个叫“沟戎”的地方放牛。昨晚听爹和娘说，生产队安排他们去那打秧草。“沟戎”是苗语，汉语叫“卧龙岗”，那里离寨子远，生产队的肥料（牛粪、猪粪）一般都是就近满足秧田育秧施用，再远一点的，多用绿肥，也就是采来各种新叶、嫩草，踩入泥中沤烂肥田。一路所见，有人翻土有人犁田，有人打秧草，小溪从山脚涌出，汇流到窝槽河，流向远方……
这时，我才想起我没包得饭，到中午了怕要被爹骂的。我没有去拿远茂哥的蓑衣，牵着牛继续往前走，感觉走了很远的路，听到很多鸟叫声，看到很多八月瓜藤，这才走到目的地。
爹和娘，还有隔壁婶娘正在田后坎的坡上打秧草，我牵着牛顺着田埂悄悄走过，不想让爹看见，好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不骂我。爹很凶的，我们吃饭掉地上他会骂，晚上钻进柴堆捉迷藏他会骂，就连玩竹筒枪、坐相不好也会骂。娘说我们是老鼠，爹是猫，猫来了，老鼠就不敢动了。
我到爹娘跟前的时候，她一句话没说，也担心爹骂我，见爹没有生气，我爬上坎来后，她才开始说话。教我怎样采青，怎样不被那些刺勾到。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打秧草，几个小伙伴放牛时，经常采青给牛吃，经常打秧草，早已经有了经验。
“做什么要打秧草呢？”我边打秧草边问道，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娘没有回答我，包括婶娘和爹都没有回答我，坡上一时没人说话，只听到打秧草发出的声音。“明英娘，我讲不好，那晚开会怎么讲的？打秧草沤肥，还有什么？”娘打破僵局，冲婶娘问道。“我也讲不好，又讲苗话又讲汉话，又讲虫子又讲石灰，像夹生饭一样，我不大能听懂，问他爹。咦？二叔呢？”婶娘也回答不了，想起我爹，大家才抬头寻找，不知道爹去哪里了。
不一会儿，不知道爹牵着我家的牛从哪里拱出来，牵到一处亮敞的地方放着，然后爬上田埂，冲我们喊道：“马时了呢，怕要先过马时（即12点钟吃午饭）哦！”娘和婶娘都喊我下去，我不好意思，没讲饿，也没讲不饿，站着不动，爹粗声粗气地朝我喊道：“快下来，和你娘分吃！吃了回去，早点煮饭！”
下到田埂，我怕爹和娘吃不饱，还是不肯吃，爹又粗声粗气地骂道：“喊你吃了回去煮饭等我们，听不懂是嘛？！”婶娘和娘都劝我赶紧吃，不要惹爹生气。我吃了几口，说不是很饿，饱了。爹没吃饭，一个人坐在不远处的田埂上，手不停地旋转烟卷儿，吧嗒吧嗒地抽烟。婶娘开玩笑说道：“一根烟抵得上七个苞谷粑，你爹也饱了！”爹将烟从嘴里抽出，吐了口口水，大家都笑了。
“噢，想起来了，刚才老三问做什么要打秧草，你不在。”娘想起刚才的问题，冲爹问道。“盘你读书你不攒劲！打秧草把这些树叶子沤到田里去，有很多用处……”爹费力地组词，给我解释道。
爹本来不大爱说话，又不善言辞，一年四季又都忙碌着。平时忙着看水看虫、扯黄豆、摘桐子、抹包谷、砍柴，忙这忙那忙不完，好不容易过年了，还得忙劈柴、做豆腐、打糍粑、蒸饭，极少和我们几姊妹沟通。这次他一次性跟我讲这么多，我有点感动得不知所措，像听毛主席语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一样听进了心里去。
上学时，每个星期有两节劳动课，一到星期六下午，不是在校园里劳动，就是到大队划分的土里劳动。这种劳动因为时间不多，劳动强度不强，不像社员那样累。长此以往，我养成了好习惯，一到星期天，就去捡牛粪、拾稻穗交给生产队。
记得有一次，我和隔壁伯娘她们赶牛去三队的一个山谷放，三队的田集中在村子右边一条小溪的两侧，为了方便，有人将房子搬过去住，小溪旁便有了烟火，听得见鸡叫，看得见炊烟。我们是一队，住在上寨，从上寨过去，要上几个坡、下几个坡才到。到了以后，伯娘和几个婆婆、婶娘砍柴，我和小伙伴们捡牛粪、挖黄鳝。
捡牛粪要有点小技术。新鲜牛粪软和，用竹夹子像拈菜一样直接去拈夹不住，要半蹲下，竹夹子平伸过去，轻轻地将牛粪夹住，连夹带刨，顺势将它放入撮箕，或者将撮箕放在地上，顺势从底部将它刨进撮箕。无论怎样，都不要弄破，弄破了不仅臭，沾上撮箕干了不好洗。我们把牛粪抬到我们队的稻田间，倒入泥水里。至于抠黄鳝，好玩多了，看到哪里有洞，四指并拢，留一手指，顺洞钻进去，触碰到黄鳝了，几根手指一掐，手一缩就这么扯了出来。
我们就这么玩闹着，歌唱着。用茅草秆做成射箭，射向空中慢慢落地。用桐子树叶做成瓢，打个草标舀水喝。我们最喜欢唱的歌有两首，一首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一首是《种南瓜》，其中《种南瓜》是这样唱的：“小锄头我手中拿，手里个手中拿呀，井冈山下种南瓜，种里个种南瓜呀，挖个坑呀，下颗籽呀，舀瓢泉水催催芽……”
不知不觉，到时间喊牛回家了，但任我怎么喊，我家的牛就是不出来。
黄昏的山野，天空渐暗、山色昏沉，懒虫“唧唧唧”地鸣叫，原本美妙的黄昏，这时却陡生恐惧，内心害怕。婶娘和婆婆们背着柴火，埋头赶牛，渐走渐远。快上坡了，我还在漫无目的地爬上爬下找牛，嘴里不停地叫着：“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可牛还是不出来，也没发出声响，我急得快哭了。这时伯娘来了，冲我喊道：“老三，丢牛了是嘛？”听到伯娘的声音，我终于哭了出来，哽咽道：“是……”
原来，伯娘没听到我回应，知道我找不到牛了，喊婶娘、婆婆她们先走，独自返回来找我来了。我对她说我贪玩可能把牛弄丢了。伯娘安慰道：“别怕别怕，你们捡那么多牛粪，回去解放军广播表扬你们的！”“解放军”是我们队长龙华清的外号，因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而得此名。听伯娘说“解放军”会广播表扬我们，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和伯娘一起找牛并回家。
每天早上，“解放军”都会跑到我家后面，或站在路的一头，或站在一棵古老的梨树下，用手做喇叭安排一天的工作，今天谁去哪里做什么，谁又去哪里做什么，一来二去，人们习惯了这种广播方式。
一天黄昏，“解放军”又到我家屋后喊话，我以为是通知开会：“今晚，一干儿儿孙孙到靠二家啃牛骨头来——”
原来，队里死了一头牛，肉拉出去卖，骨头留着炖吃。那时，国家穷，买米需要米票，扯布要有布票，买肉也要有肉票。在吃肉上大伙有两盼：一盼过年；二盼生产队死猪死牛。过年了，可以买肉，可以放炮火。猪牛死了，还可以啃骨头。
靠二是我的一个太公，和我家是邻居，和前面说的伯娘、婶娘家只相隔一条石板路。太公和爹关系很好，年轻时，太公请爹冒充太公去相亲，将太婆娶了回来。太婆为太公生育两个女儿，同我们关系都好，两家小孩子一起玩，一起扮家家，大姑婆扮姐姐，讨饭给我二哥吃。吃了晚饭，我早早来到太公家，牛骨头放在堂屋中央，灶里还没有生火，暂时只有几个人。
天色越来越晚，人们陆陆续续来了，不由分说，生火的生火，洗锅的洗锅，开始炖骨头。我坐在堂屋的碗柜边，按照规矩，这是主人家辈分最大、年龄最大的老人坐的地方，我只能坐在靠近堂屋的一侧，不过今晚没事，这种大场面谁也不那么讲究。
不知什么时候，爹也来了，看了我一眼，也没骂我守（即馋，守住不走），进去帮忙了。
堂屋里老少爷们抽着旱烟，有的靠着柱子坐，有的靠着门板坐，还有的架着二郎腿。这些人都是一个家族，有的甚至是亲兄弟，一年到头也很难有机会坐在一起。每天都各去各的地方，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忙忙碌碌只为养家糊口，混口饭吃。
大人们谈天说地谈庄稼，我们耐不住就猜谜语：“四树不落叶！”“上面一道篱笆，下面一道篱笆，中间一个小娃娃！”“两只白马跑下坡！”这些谜语，我们在家猜来猜去，今晚再猜依旧乐此不疲，争先恐后出题、答题。也有玩游戏的，弯腰扮猫猫，手指比做星星、猫儿眼，念道：“小星星，猫儿脸，跳跳，跳到屋后马颈坳……”
炖熟一大锅骨头，是要点时间的，不知不觉，我玩累了就睡着了。骨头炖熟后，人们开始吃了，我还在睡觉。爹在灶边忙碌，没看见我，可太公看见了，走过来将我拍醒，我一惊，忙擦口水，站起来往太公的房间走去，太公赶紧拉着我，说：“看，在堂屋……”
太公捞来一根有肉又有脆骨的骨头递给我，慈祥地唤我：“拿着呀，快吃。”那一幕，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