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军
陈宝箴（1831年—1900年），字右铭，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封疆大吏。他一门出了五位杰出的人物：长子陈三立，国学大师，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孙陈衡恪，历史学家；孙陈寅恪，历史学家，为百年甚至五百年一遇的天才；重孙陈封怀，中国植物园之父，故称“陈门五杰”。
从沱江入凤凰古城，行百米，有陈宝箴故居博物馆，著名画家黄永玉亲撰并刻碑记《华彩世家》，碑文主要介绍陈宝箴任辰沅永靖道道台时在凤凰所行德政。陈宝箴与湘西的渊源远不止于此，他年轻时就为在龙山与石达开太平军交战的易佩绅果健营往永顺筹粮，晚年延揽熊希龄筹办湖南新政。
顶风冒雪永顺筹粮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石达开率十万太平军进入龙山。据光绪版《龙山县志》载：“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率部从泸溪向乾州、永绥、保靖进发。十二月三日攻占保靖清水坪、里耶，进占龙山招头寨，经龙潭岩抢占茅坪，在茅坪云峰山安营扎寨。”十四日，战于茨岩塘。随后，战于首善。次年二月七日，经来凤城入川。陈宝箴参加了这次龙山保卫战。
咸丰八年，陈宝箴与罗亨奎结伴北上应试。陈宝箴留京期间，广交四方英才，与易佩绅交谊最笃，其与易佩绅、罗亨奎有 “三君子” 之誉。时易佩绅、罗亨奎二人在湖南巡抚骆文忠的支持下招募楚兵数千，创立果健营，分三营。三邀陈宝箴充任幕僚，驻龙山御敌。陈宝箴主要负责后勤，奔走澧州、永顺筹募军粮。
关于陈宝箴的这一段经历，陈三立为父亲所撰墓志铭有描述：“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府君间走澧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公修府故儒吏，延见府君风雪中，府君单絮衣，乃取狐裘复府君，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公为流涕，趣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府君持去，守益坚，寇不得逞，引去，于是果健营之名闻东南。”
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二十四日，陈宝箴造访郭嵩焘，忆及早年佐易佩绅幕事，“追述初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应为楚)，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于时意气方盛，其言多可听者。”可知他这次是由今重庆酉阳进入湖南龙山。
邀请熊希龄共襄维新盛举
陈宝箴1895—1898年任湖南巡抚，他是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地方督抚，倡办一系列新政，如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报、轮船、枪弹厂、修筑湘粤铁路；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等，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陈宝箴任辰沅永靖道时与熊希龄祖父、父亲就有私交，陈宝箴为湖北布政使的时候，熊希龄为汉口营务总办，陈宝箴对他知根知底，陈宝箴任湖南巡抚，邀请熊希龄来湖南，委派他办兵工厂、湖南小火轮公司，任命他为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校长)，支持他创办《湘报》并主持《湘报》事务。 熊希龄在给陈三立的一封信中提到：“近闻省垣锐意富强，兴矿务，设电线，势在必成。救时之急，莫善于此。”共同的思想基础，使熊希龄很快成为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甲午战争爆发后，原湖南巡抚吴大澂请缨边微，率数万湘军北上。为了与拥有洋枪洋炮的日军抗衡，下令全军携带湖南仅有的一点西洋兵器。吴大澂兵败辽东后，这部分军队被清朝政府遣散，所有枪炮均缴北洋兵器库，“是以湘军装局竟无一利器”，“湘局所存之械，皆老式窳陋不足用”。陈宝箴对此十分担忧。
1896年，熊希龄就此向陈宝箴进言，指出：“龄以为，方今之急，莫如火器。兵饷之端，临时筹画或可就绪，若枪炮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取给也。”更新武器，不外两途，一曰买，一曰造。买有买的难处，“纵外洋购买非艰，然华人事事外行，经手者从中渔利，率皆外洋所弃之械，机簧之不斗笋，子药之不合膛，比比皆然矣。且一旦弹丸用罄，枪成废物，若各国守局外之例，如绝婴儿之乳，其死可立而待也。”可靠的办法是自己设厂造。
除直接向陈宝箴建言外，熊希龄还请陈三立转告其父陈宝箴，设法筹款，在湖南建一兵工厂，专门造枪；至于炮，因造价较高，可暂不虑及。他认为，湖南有丰富的煤矿，湖北又有炼钢厂，设立兵工厂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对于熊希龄的建议，陈宝箴完全接受，并全权委托他筹备建兵工厂事宜，此事因为所需浩繁，陈宝箴请熊希龄另谋他法。
创办湖南小火轮公司是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所从事的又一项影响很大的实业活动。19世纪90年代，交通运输在民族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为一般头脑开通的官吏和知识分子所理解。清政府迫于各方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于1895年电令各省督抚“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准许“内河行小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熊希龄和蒋德钧于1896年得到江西在籍编修蔡金台等创办福康轮船公司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向陈宝箴提出湖南自办小火轮公司的申请。但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汉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不满，设置种种难题：一是湖南小火轮公司行销湖北货物所得利润要南北平分；二是湘鄂合为轮船公司，湘鄂轮船公司的轮船要作为官轮由两省善后局管辖，也即实行官督商办。面对张之洞所出的难题，熊希龄并没有气馁，曾亲自去湖广总督公署与张之洞面商。为了合办轮船公司，熊希龄还与湖北的绅商广泛接触交谈，他们大多采取敷衍观望态度。在致陈宝箴的一封信中，熊希龄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连日与黄小鲁观察熟商，意见均合，惟列名一节，仍坚以丁忧为辞。继则拟令其子庆曾孝廉出名同办。”“殷实公正之绅，咸以无事为福，深恐一与官涉而官得以挟制而渔肉也”，又说“议及行轮，王中书以函约沙市邓绅，不敢折阅，其畏官有如此者”，由此可见，筹建过程有何等艰难。
不久，湖北的黄嗣东由鄂来湘，误传张之洞将同意湘轮带货行于长江。陈宝箴抓住时机，未及去函细询，即发布告，声言张之洞已收回陈命，同意湖南小火轮装货行于长江的要求，意在造成既成事实。张之洞闻讯去电阻止，陈宝箴以已告白于天下，泼水难收为言，要求将错就错，执行前令。
经过一年多历经艰难的筹建，两湖小火轮公司于1897年5月终于创办成功，可以说是熊希龄艰苦努力的结果。没有他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公司早已胎死腹中了。
在一年多的创办过程中，陈宝箴致张之洞函电及公司章程、绅商禀告，均熊希龄一人亲撰、手订。他还忍受了种种敷衍、推诿、恶语中伤等常人难忍之痛。熊希龄何以能做到“坚持隐忍迁就之心无不毕用”呢？他在一封致陈宝箴的信中表露心迹：外国轮船“往来鄂省腹地，日有加增，无一不朘削鄂人脂膏”，建立湘鄂轮船公司，即为两省“同力合拒外人侵入地步”；“轮船早成一日，早收一日之益。此时并不敢望兴旺富强，只求血脉灵通，将来运米不致迟滞”。正是凭着这种对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熊希龄才能在筹建过程中，百折不挠，使公司最终建成。湘鄂善后轮船公司初创时虽然规模较小，它对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影响却是巨大的，它使湖南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最终结束以舢板木桨一统天下的历史，迎来湖南近代航运业发展。
熊希龄主持的《湘报》刊载了《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思想十分激进的文章，认为当下的维新不能循序渐进，必须推倒重来。陈宝箴读了以后认为不合时宜，1898年3月29日转告熊希龄，“该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希龄立即收回修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
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校长）王先谦联络守旧绅士叶德辉、刘凤苞、张祖同等人，于1898年7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声言“纲常实千古不易”，攻击维新派“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拟定《湘省学约》，对抗新思想传播。1898年7月13日，熊希龄联络黄膺、戴德诚、吴獬等人，也向陈宝箴呈递了一份《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提出定教法、端师范、裁乾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七项主张，矛头直指王先谦。接着，熊希龄又在《湘报》刊发《上陈中丞书》，就王先谦对时务学堂的攻击进行辩驳。陈宝箴对熊希龄等提出的整顿通省书院的要求未予同意，他劝双方“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不要互相倾轧。 湖南的争论传到朝廷，慈禧向陈宝箴施压，要求中止激进的改革。陈宝箴无法，只得解除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提调之职，对时务学堂进行整顿，销毁了时务学堂有激进言论的讲义、答问，被时务学堂聘为教习的康有为弟子全部辞退，并停拨了《湘报》经费，南学会也停止活动。
戊戌政变前，光绪向陈宝箴急召维新得力干将，陈宝箴推荐了熊希龄与谭嗣同、杨锐。朝廷电传他“迅速来京，预备召见”。熊希龄得友人沈靖暗中告知，以抱病为由留在长沙，“中止入京”。9月下旬，北京发生政变，光绪帝被囚，清廷大肆捕杀维新党人。28日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斩首北京菜市口，而熊希龄幸免一死。朝廷降旨，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交由地方严加管束”。陈宝箴受到连累，也被革职，遣返原籍。
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与熊希龄备受打击，湖南保守派幸灾乐祸，题联一首，对他们进行挖苦。联曰：
“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
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
陈宝箴故居与熊希龄故居同处凤凰古城北文星街，仅一墙之隔，现举办有陈列展，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