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伯

1964年7月27日，我领到由杜松秋校长和张志怡副校长签发的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转眼59年过去了，毕业时20岁的我，变成了耄耋老人。如今，那张毕业证书仍被为我精心珍藏着，每每看到，总唤起无限的思念。

师范学校是教师的摇篮。吉首民族师范学校肩负着培养优秀小学教师的光荣使命，多年来为湘西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1961年7月，我从花垣民乐附中毕业，考取了湘西第二民族师范学校（简称第二民师或茶师）。1962年7月，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第二民师并入吉首民族师范学校，我成了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编在中32班。此后的两年里，我与同学们在峒河畔的鳌鱼峰上求学。其间时间虽短，却感受深刻：老师们认真传道授业解惑，教学一丝不苟，诲人不倦，为让每个学生学到知识倾尽全力。其中，让我最为感动的是赵镇畿等几位恩师。

班主任赵镇畿老师教我们语文，教学特别认真细致。我在《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习作中，批评那些不愿意去农村的错误思想，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然而他们的思想嗅得多么难受”，这个“嗅”是错别字，按赵老师的要求我进行了改正，结果改成“溴”，再次改成错别字。赵老师再次检查作业时发现又改错了，在旁边打了“X”，写了正确的“臭”字，要求我在旁边改正并写24个“臭”字。后来，赵老师在审阅新的习作之前，又再次检查这个“臭”字是否写正确了。这篇习作原评80分，因错别字扣一分，改评79分。一个错别字赵老师三次检查，他的这份严谨让我懂得做学问必须认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不论写汇报材料，或是写调研文章，我都注意用字用词，对不懂的字词都要去查看字典词典，以避免用字用词方面的错误。在修辞方面，赵老师也特别细致指导，在这句话的“得”字后面加上“令人”二字，使这句话变成“然而他们的思想臭得令人多么难受”。“令人”加重对错误思想的批评，让我懂得修饰词用得恰当会使文章更加生动。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读过的教科书，做过的作业本都已丢失了，唯独那本有十篇习作的作文本被我保存至今，因为里面有赵老师的评语和批注，我想要留下老师的嘱咐，留下老师的爱，留下老师望学子成龙的心愿，并以此来鞭策自己。

吉首民师的老师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特别关心学生的生活。1962年秋季去上学，由于家底薄，我没有棉衣，带去的那件又薄又旧的棉衣还是亲戚送的。转眼，寒冷的冬天来了，寒风吹得我瑟瑟发抖，手背长了冻疮，但我仍坚持上课。一天，我在教室上自习，教思想政治课的幸昌文老师到我们教室巡视，走到我的旁边，摸了摸我的身上，问我为什么没穿棉衣？我回答说穿了，就是这件。幸昌文老师看见我没有棉衣，就回家把自己的呢子大衣拿来，亲切地对我说：“把这件衣服穿上，不要冻着，一定要把学习搞好。”这件呢子大衣我穿了一个冬天，直至放寒假才还给幸老师。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幸老师把自己御寒的冬衣给我穿，让我顺利完成学业，让我深深体会到：这不仅是师生之爱，还是母爱。因为这份温暖而无私的母爱，我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也终生铭记着那年的那个冬天。

1963年秋学校开学了，家里仍然没有能力为我缝制过冬的棉衣，我依旧带着那件单薄的旧棉衣上学。冬天来了，班主任赵镇畿老师来教室巡查，见我身上的冬衣太单薄，就关心地对我说：“你没有棉衣过冬会影响学习，你写一个申请助学金的报告给我，由我向校领导汇报，请求学校给你困难助学金。你再要家里想办法凑一些，这样合起来缝制一件棉衣过冬。”我按赵老师的嘱咐办了，学校也给我解决了助学金，家里又凑了一点，终于有了一件新棉衣。这件棉衣我毕业后还穿了几年。这份深深的师爱，我一直铭记在心。

如今，时间随着历史远去，但母校和恩师的深情让我无法忘怀，恩师们的音容，恩师们的教导，恩师们的关爱，如母爱般深沉而伟大，深深地滋养着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