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家文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可是，在我的人生中却是一段重要的经历。

说是我青春中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

早先的湘西常常让人叹惋。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

湘西在哪里？

在中国的腹地。

自西而东的长江在它的北边，远远地作一路涛声奔腾而去，水分子都没给它留下一个。

京汉、粤汉后来又叫京广线的铁路在它的东边南北穿梭，离它却也是千里之遥。

中国两大动脉都与此地毫无瓜葛！

而莽莽苍苍的云贵高原推送它一大片崇山峻岭堆放到湘西后，便也累了，就此收手，不再运作。让人气不过的是，洞庭湖平原则坦荡荡由此向东接壤铺开，一展沃野千里。

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沟壑，深涧，瀑布，溪河，洞穴……这些词汇组成了湘西的地理面容。旧地方志上说的是，有山皆绝壁，无水不悬流。

地无三尺平。笔者所在湘西的家乡全域内找不到一条百米跑道。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建设三线备战工程，在此地修铁路的工人才用推土机为县城第一中学推出一条百米跑道。

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里就是蜀楚交界处，在后来更名为芙蓉镇的王村的大河深处埋藏有一块不知哪个朝代凿刻的“楚蜀通津”的巨大石碑，可为此证明。

湘西又被称为中国的盲肠，这多半是因它拥有的六百年匪患而贬之。

地势险要，交通阻隔，往往在军事上成为要冲。历代的起事者和后来混战的军阀们都没有放过此地。来来往往的枪兵，打着各种旗号，扛着各式武器，演绎着各种名义的战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另外本地的富裕人家也用盛产的鸦片和桐油到山外购置一些保家护寨的装备。

有人竟然说，中国有什么枪，湘西，就有什么枪。

旧志上说，湘西民匪一家。说这里的山民，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农闲为匪，农忙为民。匪情泛滥是旧时代大湘西的一大祸害。甚至官匪一家、兵匪一家，也不是少数。大小股匪成百上千，不计其数。更有兵士进城为害百姓，地方又请来土匪帮忙驱赶的史料记载。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湘西最后一个土匪才被大军围困当场歼灭。

上世纪五十年代，“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随着这些歌声的响起，湘西才迎来一个新时代。

人民当家做主，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民族自治，扫盲识字……与这些好事一起到来的，便是毛主席题写报头的《团结报》，作为唯一的新闻报纸发行至10县的千家万户。

那时的文化除了民间流行的口头传唱，出版物有什么？只有学校课本，只有这份报纸。

在这个交通闭塞文盲充斥的地区，它不仅是山内外信息传播的载体，还是成人扫盲的工具。报纸在一个很长时期坚持着大众性、通俗性的品格。

一些身边琐碎可以见报，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也可以享受发表。

它是星子与露水一样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

我与它的结缘，先是“火柴盒”或者“肥皂块”，然后才是整版的篇幅。

当我只是它万千作者中的一员时，我在县里有方便的条件与报社交流。电话里常有编辑的约稿，我也常去汽车站托熟悉的旅客把急稿带走交给报社传达室，第二天就可以见报。那时，我甚至可以走一路见报一条线；坐下来见报一大篇。

未及而立，我有幸调入报社。

走进临街的大门，那是一排员工宿舍楼底层当中开的一个口子，有些潮湿、暗黑。

然后，走上二十来级石阶，有一个平台，穿过平台中的葡萄架，就是一栋三层的编辑楼，灰白的印象一直长久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三楼上是总编室及收电稿的，各编辑室及图书室、发行科都设在一二层。

过编辑楼上三五步石头阶梯有一个球场，左手边是排字房，我常去那里与排字工人师傅一起改错，一起打样。迎面二层楼是工厂员工住宿处。右边有医务室以及天天轰隆隆响着的印刷车间。再后面有一片仓库或别的什么建筑，我去得很少。这一处还有一个小门，从小门就可以看到隔一条小街的权力机关的大门，送大样很方便。

我进报社先跑了一个时期的新闻。那时是10个县。去过沅水边的箱子岩，去过贺龙元帅的洪家关及芙蓉龙的遗址，去过茨岩塘，去过十万坪、老司城，去过腊尔山苗寨，去过麻栗场，去过张家界峰林，去过天通文运摩崖上的石洞及城边的二月坡……

那一片山川，那一片土地，虽然封闭，虽然贫困，但让人遐想，让人着迷。

我以后出版的诗集、散文集及小说里，人物和情绪的根须都萌发在这里。

记得报社一位领导下乡，去了大庸县的沅古坪，回来说，当地的一户农民为了表示对上面回收自留地政策的不满，用箩筐种一株南瓜秧，吊挂在自己家的屋檐上。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却没有了支配土地的权力。有感于此，我写了短诗《长在屋檐上的瓜秧》，发表在1979年5月号的《诗刊》上，老诗人、《诗刊》负责人邹获帆还写了评论赞扬。因为这首诗，我曾经走进人民大会堂从周扬手里接过他颁发的奖状。

也记得，写一个永顺特级小学教师的稿子发了一个整版。仿佛这是报纸头一回署记者的名字，而以往都是不署真名的。在那里还写了一个整版的关于农村办大学的荒唐事。

1980年黄永玉回乡，也为他写了一个整版的《荷花风雨》。

彼一时的报社条件极为艰苦。没有宿舍，我没住进来。住外面也只一间，家里不方便时，就四处借宿。我与报社的许多男性工人以及男性同事都有过共床的经历。

也没有什么好的福利，譬如后来我刚去省会的单位就有水果、米、油、菜，以至电器发下来。好在大家在工作中都自得其乐。领导对职工关爱有加，虽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各自心里有数。

我是在报社入的党。1981年，我被录取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读书，领导给了一年的带薪学习的时间。

一张四开小报，就那么一个地区，就那么一些作者，但是天天都有啊。一些单位经常上报，一些作者经常见名。

我也算小有名气。我在省会已经多年了，一次来自湘西的几个朋友聚餐，席间只有一个不曾见过面的州消防方面的人士，众人说着闲话，聊着，聊着，他突然问道：以前报上经常有名字的某某某去哪了？

一个朋友往我一指：就是他。

满桌的笑，如同加了一道有特色的开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