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彭大茂 整理：彭承忠
我叫彭大茂，土家族，龙山县火岩乡（现桂塘镇）人。1951年4月11日晚，我们47军开始过鸭绿江。
好多人！大树林中到处都是。没有营房，都站在大树下。晚上也是靠着大树睡。落了大雪也是。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雪淹到了大腿根，把简易防空洞都堵了一半。
开始，我是运输兵，去南阳里，修了两个月的飞机场。只能打夜工修，每走得五六步，就命令趴倒。敌机丢下几个炸弹又走了。我们又起来修。终于修到铺钢管了，敌机又来了，轰隆轰隆几炸弹，七八天的夜工又白打了。只好又修，快修好时，敌机又来了，又炸丢了，气得我们咬牙切齿地恨。
之后，我就去高机连当通讯员。一个傍晚，我与老兴乡的向恒化等四人正在防空洞前，一个炮弹就在三十来米远的地方炸了。我们就往防空洞跑。在下边又炸了一颗。向恒化在我前头跑，我看见他的脚弯处有血，说，你脚弯筋有血呢。向恒化低头一看，真有血，就跑不得了，倒下了，人软得像摊水。那血两个包都扎不住。弹片从他的裆里穿过，他臀部上的肉全被削去了，露出白花花的骨头，看不得，但人救活了。这是比较危险的一次。
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从高机连去团部送信，一颗炮弹突然就在左边六七米的地方炸了，把我推倒在地，弹片把棉帽子打跳出去两米多，吓得我几天都没觉得脑壳是长在颈跟上的。
有次行军，还要背三斤重的咸菜——熟腊肉坨坨。是用绳子穿了挂在颈跟上那么背的。我在前，王副班长在后。王副班长从后面就扯我背的咸菜吃。边走边吃，有时也给我一块。一坨肉三天就吃完了，我又背他的那坨。天天吃腌菜，硬是吃伤了，每个月能吃上一次的洋葱，是最爱人的，又甜又凉水又多。还经常吃清水煮的黄豆子，胀鼓鼓的，红岩溪冒洞的刘坤友觉得那是给猪母娘发奶吃的，一见就呕，他宁愿吃生黄豆子。
到高射机枪连做了半年多通讯员之后，我当了副班长。连长叫赵春山，黑龙江的老革命，已有七年军龄，但比我还小一岁。排长叫谢光辉，班长叫张为民，都是狠角色。高射机枪是斯大林送的，全师有两个高机连，一个连有九挺机枪，一挺配十一个兵为一个班，共三个排。行军时要搬高射机枪零件和弹药。一挺高射机枪拆成三坨，每坨有一百三十多斤，要力气大的人搬才跑得动。高机连龙山有二十多人，我那个班没其他龙山人。
敌机来了。我们都对着飞机打。有一架飞机被打下来，炸在山后边。大家一齐欢呼，都喊：“我打到了！我打到的！”
其实，是连长赵春山打的。因为他按师部观察所的口令和飞机飞的线路，瞄到它的前方打的。给他记了二等功。他用这个例子再次叫大家必须打提前量，全连打飞机的水平就提高了。全连共打下八架飞机，记了集体三等功一次。
没战斗时，就得在山背后学习，其中之一是认字，叫战壕学校，就是连里文化干事刘同志用门那么大的三块木板，在上面写满比拳头小一点的字教一篇，就叫你自己记到本子上，然后自己背。这就难倒了我，一转身我就忘记了。三天要背一千多个字。背不到要罚站。后来才知道，他每次来教的差不多。三年下来，我还是认得一千多个字，比赵连长还认得多。
志愿军的许多事都是夜间做的。有天夜里，我们运米。听到几十米外有个背米的，在边走边讲，我觉得好熟悉。我张耳一听，硬是村里的一个老表，一激动，就大声喊：“向召良！向召良！”那个人也站住了，大声地喊：“哎，我是向召良！你是不是彭大茂！你也来了的？”我说：“我是彭大茂！我也来了的啦！”就被班长制止了。
对我们来说，打得最老火的是天德山和夜月山。特别是夜月山，被敌人占去了，为夺回来，不知死了多少人。我们打飞机，把枪管都打得烫人了。
天德山战斗时，五连守的是主阵地。那是最高的山头，我方的必经之地。连长杨宝山，就是打八面山师兴周时上岩口的那个英雄连长。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临时命令我们连给五连援送弹药。我们一挺机枪留下两个人，射手和运炮弹的，万一回不来，他们也能打飞机，另外九个人都去送。天黑时我领了一厢手榴弹，有二十五颗，差不多三十斤。我要背两盒但赵连长不同意。五连紧挨着七连，送弹药须经过七连，就由七连的通讯员带路，却被他引到七连阵地去了，还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机枪一下子就扫了过来，我听得枪响忙顺势卧倒，旁边的人准备冲，头一立起就倒下了。探照灯亮得像白天似的。我只好随坡就地向下既滚又滑，筋斗踉跄地滑到沟底的防空洞。里面放有好多死人。我就在防空洞里与死人睡了一夜，动都不敢动，第二天快黑时才回到自己的炮位上。得知一厢弹药都没送到，五连的阵地丢了。杨宝山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抱着一起炸了。赵连长直问七连通讯员怎么回事，通讯员摇头说：“也不知怎么回事。”赵连长火起扬手就要打人，通讯员却还抵一句。赵连长扯起几耳光就把他打滚了，边打边哭边骂：“打的就是你！还我的阵地来！还我的杨宝山！我的五连啊！”赵连长被团长叫去骂得要死，因为弹药没送到，还打人。五连的阵地太重要了，只好叫八连连夜又夺回来。八连的弹药一天就打光了，第二天叫专门的运输队去送。
又一次，连部刘文书在飞机来时跑而不趴，被敌机扫射到臀部，打穿了，牺牲了；排长谢光辉，打夜工拉大树筒筒，车翻了，他被压了，也牺牲了。我们连在朝鲜仅牺牲这两人，所以，被称为“保命连”。
我们是和16个国家打。土耳其来的是一个营，泰国来的是一个排。泰国的打战不行，就叫一个女播音员每夜都对着我们喊。喊得团长火起，在腊月十八，命令七连一个排把他们“连地皮子都端来”。原来，枪一响，泰国排就趴在地上不敢动，就缴了械。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当副班长已一年半，从中线转到西线，又扎了将近一年，防细菌战，主要是打老鼠和苍蝇。我的成绩不错，当了班长。
1954年9月24日，我们回到丹东。啊，和平了，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