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我们从孩提时代开始，荣誉感就初露端倪；到了青年、壮年时期，对名誉、荣誉的追求更为明显；直到老年，随着感官享乐能力的衰退，虚荣心和骄傲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然到了顶点。这是德国哲学大师叔本华的基本判断。

只是，在叔本华所构建的人生幸福指标体系中，荣誉感、名声却处于“第三维”。通俗地说，人是什么才是首要的。健康、品格、思想，包括可维持独立自由生活的能力，才决定着人的本性，才是人生幸福的基石。人拥有什么，则是次要的。因为财富、金钱等等，甚至用生命赚来的，终究是身外之物，会像鸟儿一样一飞而去。至于人在别人眼里的看法，也即一个人的名声，显然更等而下之。

用叔本华的话说，荣誉、社会地位和名声，不论价值被如何高估，在必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之牺牲舍弃。因为一个人首先是并确实是寄居于他自身的皮囊中，而不是存在于他人的看法中。“毕竟只有来自思想的平静和独立才对幸福的获得有着本质影响。”因此，拥有一颗怎样的心灵，做一个怎样的人，有否一个智慧的头脑，才是最珍贵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公民荣誉、公职荣誉、两性荣誉等价值伦理，依然不能疏忽和冷落。用今天的话说，这可是满满的正能量。任何人都不可藐视，掉以轻心。比如失去诚信就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一个没有诚信，不讲荣耻的社会无疑会堕落成黑暗的地狱。公职荣誉就是普通公民对公职本身怀有的敬意。公职人员忠于职守，克己奉公，集体担当，方能建立公正而公信的政府。

在叔本华看来，荣誉是外在的良心，而良心是内在的荣誉。换句话说，荣誉关乎个人的品质，即每个人都有权把那些品质归于自身，或者有权毁了自己的荣誉。当然，名声和声望，则是别人给予的。所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是也。然而，一个人要想得到应有的名与誉，显非易事。

因为在人性的深处有一个“黑子”，不仅左右着理性的评判，而且吝于表扬他人。叔本华就直言：“我们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受到别人的艳羡。但是，那些羡慕我们的人，即便理由充分，他们仍不愿表达钦羡之情。所以能够不理会别人的看法，真正做到发自内心赞美自己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叔本华在书中更是直接撕下了伪装。在讨论或谈话中，若是有人展现出比我们更渊博的学识，比我们更爱真理，判断比我们更为明智，理解力比我们更强，总之就是展现出了更为优越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水准，使得我们相形见绌；那我们只要对他撒野，侮辱他、冒犯他，就可以反败为胜，立刻变得比他更优秀。以至于“在全能的粗野无礼面前，真理、知识、思想、智力、智慧都只能退避三舍，弃械投降”，名声自然落荒而逃。

当然，名声并不等于虚空。比如，立功之名，斩敌多少首级，谁也抹杀不了。可一旦改朝换代，这功名就有可以变成罪名和骂名。当年扬名立万，入了英烈祠，现在就可能被清扫出门，挫骨扬灰。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不胜枚举。在叔本华眼里，似乎“唯有作品永垂不朽”。

古罗马政治家塞内加曾说过“名声紧跟成就，如影随形，时前时后。”但文学作品的“影”与“形”却常常支离破碎，不堪回首。一方面，越是优秀的作品，越不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欣赏。事实是很少有人既具备才气又公正诚实，能够正确恰当地评价作品。况且人们能够真正了解并欣赏的，只是那些和自己本性相呼应的东西。而“凡是优秀的东西，一露面就会遭到人数众多的平庸之辈群起而攻之，他们会联合起来抵抗‘卓越’，甚至尽其所能打压它”。

另一方面，经典之作常常具有前瞻性、典型性和批判性，就很难为同时代所理解接纳，抑或被视为毒草而除之。当然，也有一种办法即定性为“黄色”列为禁书，只为某个小群独享，如《红楼梦》《金瓶梅》等等。诚如叔本华所论，一个人若是更多地属于后世，属于全人类，他就越是异类，越是无法被自己的时代所了解。

好在作品的名声，并不只取决于一次评价，且通常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乃至数百年，人们才能形成深刻的理解，得出最终的评价。一部伟大的作品必不可挡地会获得不朽的名声。这也就难怪，作品越是高尚、伟大，作者能与有荣焉的几率越小。即使是叔本华本人也逃不了这样的规则。

流芳后世的名声，就像一棵橡树，成长十分缓慢。叔本华告诫人们，要学会欣赏自己，不要指望别人来“欣赏”你。正如《人生的智慧》在最后一个章节写道，“耐得住寂寞才担得起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