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

1941年，沈从文先生受西南联大国文学会邀请做“短篇小说”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将小说艺术与民间工艺相提并论，指出“不问它是文人艺术或应用艺术，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标志着沈从文非常自觉地将小说这种现代艺术形式重新放到“一般艺术”或工艺美术的情境中进行定位。

沈从文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小说艺术和工艺美术的共通点，而且，还非常自觉地选择了和重申了一个写作者的位置，即“完全如一个老式艺术家制作一件艺术品的虔敬心来处理，来安排”。在沈从文这里，从新文学中发展起来的精英主义的小说艺术重新回归于一种民间的立场和匠人的视角。这种立场和视角有意地消解文学写作与民间工艺、文人身份与老式艺术家之间的等级区分，也预示着沈从文从文学家向物质文化研究者身份的转变——只是对于沈从文自己而言，两种不同身份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

这种自觉可以追溯到沈从文1934年的那次返湘之旅。那个下午，船已经把辰河由桃源到沅陵的主要滩水上完，到了一个平静的长潭里。沈从文面对汤汤河水抚今追昔，生发出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某种彻悟。他发现了文字之外的“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并引起“无言的哀戚”。

今日重读这段文字仍觉惊心动魄。

在沈从文之前，似乎没有一个人将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和破烂的船板，小小的灰色渔船，沉默的鹭鸶这些微不足道之物与“历史”这一宏大的概念相提并论。既有的“历史”意味着一种有意义的讲述，“文学”也意味着一种对世界的剪裁。它们都意味着一种符号化的排除机制：将那些无意义的事物从“历史”讲述与“文学”书写中排除出去。那些没有诗意的、惰性的、无法升华的卑微之物，这种贫乏的日复一日的无可记载的生活都是“历史”叙事与“文学”书写背后的无名与空白。

当一位写作者以一种文人的身份去观照这个世界时，无论他对这个世界带有怎样的同情，都无法避免那种不自觉的视角的预设，将事物分为不同的意义层次和等级，将某些事物进行符号化升华，同时将另一些事物排除出去。他们对于民间和底层世界的描述也多是主观化的，想象化的，将之作为主导性的历史话语所征用和涂写的对象。

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像沈从文一样冥顽不化地以“乡下人”自居：如此彻底地反思由知识构成的身份与权利，由文字构成的盲视与偏见。在这个下午，在这条河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低语：“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一位在北京文坛小有成就的作家在返湘之旅中从那些水和底层劳动者身上重新寻回真正的自己，这已经不是对民间世界的深情，而是将自己重新放回到一个最平凡而卑微的位置上。这种回归与启悟让沈从文自觉地站在了文字之外的那个无名与沉默的世界，他试图重新定义文学与历史，让被既有的文学体制所遮蔽的“无意义”的事物重放光芒，将沉默的人与他们的哀乐重新述说进历史。

也正是这个下午，他产生一种为无名者立言的使命感：“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透入些！”沈从文清点自己写作的意义，重新确立自己的写作自觉；这是一种宏愿，也是给自己许下的诺言。

这一天之后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成了对这种使命的践行。无论他的文学书写还是历史研究都“用自己的力量”让一个沉默而丰厚的世界显现，无论是他“贴着人物写”的方法论，还是“文字不如绘画”的表征焦虑，还是以抽象抒情来赋予那些小小哀乐以形式，抑或他区别于主流历史书写的那种对“小东小西”“杂文物”的倾心，都源自同一种“异常感动”与爱！

为什么沈从文会将返湘之旅中的这一天，这个时间刻度特别标识出来，命名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因为这一天构成了沈从文生命历程的一个标志性转折，构成一个超出编年时间的独特的启悟时刻。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语境中，文学与历史的种种宏大叙事让沈从文一次又一次反复回顾“历史”——那种由“沉默”的力量构成的“历史”。他不满足于流行的宏大叙事，而追求呈现一群人生命发展、哀乐得失的“大和深”。而他那篇未完成的《虹桥》中，提及一个肩上一扇三十斤大磨，但因找不到主顾，又老老实实背回家去的乡下妇人。那种虔敬的行为和风景环境十分调和，远远胜过艺术学院毕业生那种“赏玩风景搜罗画本的态度”。沈从文痛心于“所谓的现代艺术家”，对由劳动者所创造的伟大传统，“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石头或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强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识作成的种种艺术作品”缺少关注和理解。沈从文再一次将自己的全部工作理解为与这些民间匠人的劳作相似的一种行为：“我生命向上向前的一部分动力，而末后，还将转化到一组文字上，如同千百年前过去那些制瓷绘画的工人一样，充满柔情和热爱，转移到一个小碗上去。”最终，他的整个后半生也以一种匠人的虔诚来“解释”这些被忽略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去讲述一种由“无名英雄”创造的“历史”。

自那个下午之后，沈从文彻底改写了“文学”与“历史”的定义，直到今天我们仍有必要回到沈从文的那条河、那个下午，去重温这种定义。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