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3年12月到1924年2月，沈从文抽调到报馆工作，开始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与先进的“五四”思想。陈渠珍为促进湘西全面建设、实现自治而创办了报馆、开办了学校，也从长沙聘请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年青教员，国内最新出版的文学和其他书刊，如《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创造周报》等，连同南北大都市的许多著名报纸，都由这些思想先进的年轻人带到了湘西。因此，沈从文有幸接触到了这些思想先进的刊物，也初步接受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思想，打开了沈从文对未来人生奋斗方向的思考之门。

沈从文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介绍说，“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作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起始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

沈从文日后不忘保靖初心，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坚持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思想，持守工具重造、经典重造理念，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沈从文在崇山峻岭中的湘西保靖接受了中国当时最具现代性和先进性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这是历史机缘，保靖何其有幸，沈从文何其有幸！

四

保靖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彩的人文景观也同时影响着沈从文。除此之外，影响他的还有三个人。

沈从文在保靖第二次入伍之后，由于司书等工作关系，和当时湘西统领陈渠珍有密切接触。陈渠珍对沈从文的影响主要有三：其一，陈渠珍作为传统文人和现代武人相互融合的精神气质直接感染了沈从文，沈从文刚柔并济性格的形成也与陈渠珍有很大的关系；其二，作为上司，陈渠珍是沈从文命运的直接推手，让沈从文有机会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思想，这也直接影响了日后沈从文文化思想上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彼此包容的气度的形成；其三，促成沈从文日后文学表达和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的形成，即从人的生命出发。

影响沈从文的第二个人，是聂仁德。聂仁德是沈从文的姨父。陈渠珍也是其学生。聂仁德来保靖，被陈渠珍安排住到统领部所在地河对面的狮子洞，沈从文常去看望并听姨父讲“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也说赫胥黎“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关时事政局问题。两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打开了沈从文的历史视野，激起了沈从文对未来的诸多幻想与憧憬。沈从文在《学历史的地方》曾经动情地回忆说，“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

在保靖，影响沈从文的第三个人，是赵奎五。沈从文在报馆工作期间，与被陈渠珍从长沙聘请来的工人赵奎五同住。沈从文在赵奎五处看到《新青年》《向导》《创造》《小说月报》《觉悟》《努力》等思想先进的现代刊物，初步接受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思想。作为普通工人的赵奎五成为青年沈从文的精神导师，不可思议中自有其历史必然。

沈从文由此拓展了社会视野，接受了现代新文化、新思想，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沈从文自传》中有如此记录，“我记住文学革命两个目标：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我想从事文学创作，先学习掌握工具，再来好好使用工具到应该用的方面去。”

在保靖，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接受，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洗礼，对个体与社会、生命开始反思……这一切激发了其艺术创作以人类生命为终极关怀的人文情怀，促成了其新中国成立后全身心投入文化重建、对传统物质文化专注研究的国家情怀与理性精神。在保靖，沈从文对生命的理解从个体走向了群体，走向了对人生、对人类的整体思考，不仅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得到极大拓展，而且精神层面发生了量变——他终于能够突破对个体生命的感性认知，走向了对人或者人类生命的理性思考，这是沈从文思想境界的极大变化。

离开保靖之后，沈从文开始在都市奋斗，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也成为中国当代学术成就卓越的历史学家和中国当代“形象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因此，保靖是构成沈从文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文化基因的重要来源地。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