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月
创作于1931年的《太平花》（最初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是中国现代著名报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的第一部国难小说，也是其创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早期通俗言情小说狭小的天地走向现实社会的广阔舞台，成为抗战小说第一人。
小说以北京某报社记者李守白去战地前线采访为源起，其间邂逅了外号“太平花”的村姑韩小梅和城市酒家女孟贞妹，整个故事便在战地、战事间的辗转与两个女子的情感纠葛中展开，揭露“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反映当时国家民族的“不太平”。
纵观《太平花》，与其以前创作比较，明显不同。
延续中有变化。首先，在行文结构上承袭了一以贯之的“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风格。在小说中加入爱情元素，将“抗日”寓于“言情”之上，抗日为主题，言情为线索，明显地保留了他前期小说的基本故事模式，即言情的三角恋模式。其次，在叙事手法上，他擅长以点及面，以一个人物为线串起情节变化乃至整个小说。因此，对李守白笔墨较多，形成了一个以单一主角为核心的人物叙事结构，其他人物或多或少都跟李守白有一定的弱关系连接。再次，在细节描写上，不同于以往的言情小说表现方式，十分注重刻画人物心理描写，而章回小说更侧重于完整的故事叙述、情节展开和跌宕起伏。此外，在人物塑造上，他通常将人物与情节融合、人物形象的塑造依托于情节的发展，情节的推动也有赖于人物的足迹。纵观全书章节，唯独李守白一人依赖记者身份活跃在每一章，其所见所闻串联在每个人物与事物之间，丰满了小说的叙事框架和人物形象。
创作主题发生重大转变。“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小说连载受到冲击，表现反对战争的创作主题已明显不适应眼前时局，迫使他不得不笔头转向。包括编辑在内的报社同仁也深感有所不妥，双方就此事进行了商议，事后二者一致同意将其改写。因此待到第七章结束，从第八章起，张恨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将一切重新梳理。于是主题就突转为开战的军阀将枪口一致对向欲侵略的帝国主义，自此作品从惩恶扬善的正义主题开始转向抗日。
摒弃暗讽的表现手法。在以往作品中，他一直揭露社会腐败现象。但到了《太平花》的创作中，张恨水坦言自己处于“内战的圈子”，受到诸多限制之外，在写法上尝试摆脱一贯的暗讽叙事手法，将其中涉及有关当时政局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完全模糊处理，以此来保全自身。以偏僻的乡村作为小说开篇地点，村民们过着“鸡犬相闻”的生活，把和平象征寄托给现实生活中不常见的“太平花”上。
女性人物塑造相对扁平。无论是被乡人誉为“太平花”的韩小梅，还是孟贞妹在与李守白情感纠葛中总是“脸红着低头看手”，即便是在与李守白对话间，依旧是害羞忸怩的样子，没有展露过多的内心世界，思考时总是一个人待着，同作者在前文想要塑造的活泼大方的性格相悖，反倒又落入了旧式小说塑造形象的窠臼。此外，女性角色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
打破对仗工整的章节回目。他融入了新小说的写法，完全废弃了对仗工整、用词雅丽的章节回目，《太平花》的章节回目有长有短，花样百变。如“不是平常的客人去了”“可喜的重逢”等等，但也残留了一些旧式的影子，具有评书式的总结，在往后的小说中已经渐渐淡去，或总结全章，或直抒胸臆，或引出下文。
具有一定的战争场面描写。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如第四章李守白去永平打听战事的路上，遇见了敌人的偷袭。“尤其是那子弹在空气中穿过，发出那呜呜唧唧之声，十分惨厉”。还有间接表现战争，如第一章中通过李守白的反应来描写共和军训练有素。有描写战争对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的，如第十五章李守白离开安乐窝，路上饥渴难耐，去一家农家看到的景象：“地上摊着两个死尸，面目模糊，苍蝇乱飞……”
造成张恨水创作的转变，有着诸多主客观因素。
文艺界抵制旧文学派。“九一八”事变后，以左翼作家联盟为代表的文艺界立刻作出反应，主张作家创作必须紧扣反帝国主义的题材，重点书写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中国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揭穿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阴谋，表现国内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同年，上海文化界的反帝抗日联盟成立，制定了七条反帝纲领。作为都市言情小说的创作者张恨水，成为被批驳的对象。他也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有“礼拜六派的胚子”，同时认可和接受新文学批判，吸收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开始向时代主流意识靠拢，逐渐具有以人为本的立场和民族危机意识。
社会抗日情绪汹涌。张恨水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具有报人所独有的新闻敏感，社会发生的事一应尽收眼底，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很有把控。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公众冷静沉着对待时局，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外交，但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却日益高涨。《申报》《大公报》等国内知名大报在头版头条纷纷刊登有关日军在沈阳夜袭的报道。日军占领东三省消息不胫而走，各大高校师生请愿活动在全国各地开花。还有社会各阶层发起了反日行动，并组织武装反抗。
报界统一抗日立场。活跃在报纸副刊的张恨水一向抵制昏庸政府，他认为，报纸要敢于说话，为人民发声，不畏强暴。面对国民党对新闻宣传的收紧和管制，报界不再唯唯诺诺，不少爱国分子也积极为群众反抗运动推波助澜。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为例，提倡禁止谈论一些与国事无关的文艺论调，鼓励多多投稿抗日作品。一些商业大报开辟抗日专题专栏，比如《大公报》的“青年园地”，鼓励新一代力量奋起加入抗日阵营。
《新闻报》变故与办报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是一位爱国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他在上海援侨反日联盟扩展组建的抗日救国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收购《新闻报》股份后，为了在政界、政府机关报和泛滥的小报夹缝中求生，改变了原来的经营策略，“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报刊的经营重点从消息转变为副刊，从而自然带动了副刊的刊登标准和择稿需求，也就催生了张恨水的《太平花》。
编辑的主张与影响。1914年，严独鹤开始接管《新闻报》副刊，首先将“庄谐丛录”改版为“快活林”，要求文章针砭政治和社会的黑暗，反映群众呼声和诉求，语言辛辣讽刺，满足读者需求，把读者作为办报出刊的重要参考标尺。他积极向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约稿，并在连载小说的谋篇布局和回目上提出建议，以适应上海市民的口味。“快活林”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严独鹤还开辟专栏，每天亲自写一篇议论文章，呼吁抗日，他的主张与张恨水完全一致。
家国情怀与抗日抒写。“作为一介文人，虽然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不了过多实际的贡献，但写小说的人必定要将小说立足于眼前时局，从而以此来回馈社会。”这是张恨水在《太平花》主题转向完成后，用了二十余天创作的另一抗日小说集《弯弓集》序言中的一段话，可见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国家意识。他把自己的责任寄托于笔墨之间，深知国难当头不能不作为，唤醒国人是一大事。
从报人角度看，张恨水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京、津、沪、渝多家有影响的报社担任编辑、记者或主编，早年的新闻工作生涯和积累的大量从业经验，使他保持着报人应有的强烈正义感与社会良知。张恨水曾认为中外小说分别有客观叙事和想象叙事两个境界，而他的小说是用来记录世间人事的，即以一个诚实忠诚的记者视角，记录了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
从创作角度看，张恨水的文学观逐渐引导着他走上抗日道路。尽管张恨水在国内外多次接受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和各种文学价值观的影响，但主要影响他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学者汤哲声认为，中国传统文人在小事上可以保持玩味的态度，但在国家民族问题上从不轻浮，他们会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品行进行升华，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某一时中，张恨水就是这样做的。大敌当前，他可以放弃追求一定的小说美学原则，如《太平花》主题突然的拔刀向日，即便这样破坏了小说的统一性，也要坚定地转变。因为正是有了民族气节，他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都说一个文人、一个书生在抗日岗位上应该“尽其所能”。
从读者角度看，张恨水有着鲜明的读者意识。他的小说之所以能广受欢迎，是与他坚持的读者为主的创作理念分不开的。他认为新文学最大缺陷在于语言习惯与旧式不同，读者们在长年沉浸于古文古字的文章后不一定都能全盘接受，就像寻常百姓看不明白古韵优美的诗经一样。因此，张恨水建议为了读者应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在文学创作中应该尽量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创作。他所顾虑的读者们在抗日救亡道路上表现出强烈的抗日精神，也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
从个人经历看，所见所闻加深了张恨水抗日的决心。1930年，张恨水接受约稿来到上海旅居。通过长达一年多的居住生活，他对上海异变的认知更为透彻，察觉到都市文明的异端，也就是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充斥着本该自然纯粹的世界，人的行为趋向后现代化，变得荒诞破碎。特别是迁来的军阀官僚，依仗收敛国财，肆意挥霍；商人们忙着发国难财，疯狂甩卖次货假货，民不聊生。他感到无比哀痛和悲愤，而后在当时就职的《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政府不作为、商人不做实事，连文人也开始昏庸无度起来。
最后，章回小说的衰落与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五四”运动后，在独树一帜、革故鼎新的新文学势力冲击下，旧的章回体小说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着不可动摇的传统文人气度的张恨水，走上了章回体小说的改良之路，一种新的现代化的章回小说体式由此诞生。但后来他为什么放弃了章回小说体，据学者张蕾分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管他在小说创作上创新，但一直遭到文艺界批评；二是，章回小说发展已走到尽头，必然成为时代淘汰的产物。
总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形势所迫、读者所需、报刊所限以及自身因素，张恨水笔锋一转，创作出分水岭式的《太平花》，在不太平的社会大潮中激起民众奋起抗日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