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良田

受黄摩崖兄之托，我曾用文言文改编方言版《峒河》歌诗，并为此写了一段编者按，大意如下：

如果说诘屈謷牙的《尚书》与欲说还休的《周易》代表古文的极限，那么当下口头上的各类方言表述便是极限的另一端。两端之间，文与言存在着如同光谱一样细密的层次。一个掌握了汉字与汉语的中国人，可以基于已有的功夫驰骋在大抵相应的层面与场阈，而随着功力的见长，乃至打通任督二脉，那么文与言所构建的无限层阈，则恣君傲游矣。因此说，“文言无今古，学习有浅深”。

文与言本是互动的，因此叫文言。言，有言语言说之义；文，有文字文采之义；两者相互生发，本不对立。因此，中国自古便书写系统与言说系统两种表达体系并立，且以前者统摄后者。西方虽也有文字，但仅仅是语音的摹本，并无独立之品格，他们的文字放到中国文化语境中，不过是拼音而已。

以上按语旨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这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是不同的：西方以语言为主导，而中国则是以文字为主导。这一点在哲学上的表现，按照龚鹏程先生的论述，则是“中国哲学偏向文字性思考，西洋哲学偏于语言性思考，各有其基本运思方法与路向，宜分别观之，以西律中，往往失‘中’”。依中国思维范式，书写与言说，阴阳互济，相因成道，并不对立。自泰西“逻格斯”进入中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便泛滥开来，在文言与白话的认知上，又岂能幸免？于是在西来的哈哈镜里，文言文成了固化的过去式，白话文则是活跃的现在时。执持这样的认知走过百年，我们发现，我们的白话文越来越苍白肤浅，缺乏底蕴与立体感。

逻格斯即希腊语的logos，意思是言说。思维与言说，相依相随，于是logos一词又可指思维，叫做逻辑思维（logic）。人类必有语言，有语言必有思维，语言与思维相生相长，须臾不可离。后来又有了文字，文字以怎样的策略看待思维与语言，决定了其后的文化形态。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表音体系。”作者认为汉字是典范的表意文字，而字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因此，人类社会恐怕也只有两大文化形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以外的文化，大抵是两者的衍生态，因时因地，偏中偏西，总是有的。

质言之，西方采取的是“言文合一”的文字策略，中国采取的是“言文互动”的文字策略。不同的文字策略又将思维引向了不同的文化路途：言文合一则线性思维发达，是名逻辑思维；言文互动则取象思维发达，是名意象思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言行皆从思维生，一切文化形态皆从言文关系生。

复次，表音文字俗称拼音文字，确切地说，是写音文字。写，有描摹的意思，写音文字可将任意口语的音串分节视觉化，且原音原序。而作为表意典范的汉字，至今都不能原音原序记录原生态口语。所以在索绪尔看来，对于汉字使用者来说，“文字是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口语有别汉字，口语在与汉字互动中，终归要舍弃一些语言性而走向文字性，才能被书写而实现视觉化。罗斯蒙特《古汉语中出现的抽象概念》也郑重指出：古汉语的书面形式不只是口头语言的机械记录。（《东西方哲学》1974年24期）因为，被书写的口语，或多或少，总要经汉字改造而雅化。

唐兰《中国文字学》指出，汉字是“注音文字”。这一观点有助我们理解索绪尔“第二语言说”。汉字是表义的，因此用任意语音体系注入汉字而发声对于解义几乎是等值的。就空间维度而言，对内，可用各种方音；对外，可以是异域异质语音。就时间维度而言，古今语音皆可。而汉字正是采用这一机制，雅化与汉字接触的所有语言而使之趋同，无论它们与汉语同质或者异质，只要长期接触汉字，都将渐次趋同。比如，非汉语的日语、韩语、越语按各自的古今语音长期读诵我们的经史子集，如今听来，这些语言一定程度已像汉语方言。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认为：“有声的表达是一种对心灵的体验的显示，而文字则是一种对声音的显示。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人那里并不相同，说的声音对所有的人也是不同的。”这段话的思路是：心灵（思维）→语言（有声）→文字（视觉）。在这个序列中：前者总是线性地决定后者，而后者不能作用前者，所以不同的语言必然产生不同视觉形式的文字。于其使用者而言，文字只是语言的摹本，因此，这种文字的视觉形态与其所写语言的听觉形态是同构的。

扬雄《法言》则指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段话的思路是：心（思维）→言（语言）↔书（文字）←心（思维）。在这一理路中，心灵分别与语言、文字径直关联，声音不一定是文字与语言的中介。文字与语言兼具心灵属性，两者产生联系，绝不似拼音文字那样，具有“线性、摹本、同构”这三个关键词所述性状。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是互动的，互动显示的语-文关系是外圆相交态的，汉字非但不是语音的摹本，且语言必须接受汉字的雅化而带上一定的文字性、具有一定的书写性，才能通过汉字显像。如此一来，汉字与汉语以及汉字所书写的任何语言，都不是同构关系。

语-文互动的结果可以偏语言，也可以偏文字。就中国古人而言，若未曾学习汉字，则其即时的面谈，基本靠方言，是原生态的。若已习得汉字，则面谈亦可用雅言，面谈所用雅言，一定是可听范围之内的，是偏语言的。超出可听范围的雅言，则是偏文字的，是书写的，要凭视觉理解。

因此，从古至今，我们的表达体系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原生态的口语方言；二是偏语言属性的雅言；三是偏文字属性的雅言。

汉字的表意属性已经决定，原生态的口语，从古至今都无法原音原序被汉字书写。偏语言属性的雅言可说可写，如果被书写，即白话文。偏文字属性的雅言也即文言文，只存在于书写层面，从来都不可能用于有声的口头交流。理论上说，文言文与白话文并世兼存，前者文字属性深强，后者文字属性浅弱。而上古时期，文字体系甫立，产生白话文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进入汉字书写的主要是文言文。当文字得以普及且传播成本较低时，才会书写偏口语的雅言而产生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主张“言文合一”。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汉字直接书写原生态口语方言。章太炎就曾指出：“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他的证据是：“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鼓吹言文合一，憧憬“我手写我口”，终究只是虚张声势。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实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属于偏语言属性的雅言，本身算不得新，仅仅文言与白话谁主谁从发生了变化。偏语言，是说它的“书写性”还没有高到必须靠眼睛去理解（目治）的程度。因此，相较典范的文言文，此类“白话文”只是书写性程度不高而已，其内在运思，仍是以汉字雅化口语。所以，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非时间序列中的二元对立与此生彼灭，二者古今并存，二者仅仅依循汉字属性浅深而分辨。文言文与白话文，都属于文；毕竟，没有任何书写属性的文，也即纯口语属性的文，在汉字主导下的文化脉络里是不存在的，古今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