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代华
1935年，立冬后的茅坪，天就一直阴沉沉的。小雪一过，茅坪天天就下着雪。庆口坳上更是雪花朵朵。
11月25日是农历十月三十，炕头山、庆口坳枪声密集。红五十三团政治委员余立金正率领第一营在伏击白军。23日，国民党第五航空中队才轰炸过茅坪。
在茅坪庆口坳王家屋场西侧的大路上，大樟树如伞盖似的遮住了鹅毛大雪。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跪在树下，一群红军持枪而围。
红五十三团的战士们正开着审判大会……
“刘士杰，你为什么背叛革命？”
“刘士杰，你作为党的干部，应该带好头，为穷苦百姓谋幸福。你倒好，出逃叛变？”
……
红军战士声嘶力竭，怒发冲冠……
刘士杰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砰砰砰”……
刘士杰应声倒下。
1
湘鄂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935年10月，又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地方保安团共约30余万人的国民党“围剿”军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
为保存革命力量，湘鄂川黔省委、分革军委决定:退出根据地，向湘黔边转移。
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分革军委在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湘鄂川黔特委、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策应主力实施战略转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士杰随湘鄂川黔特委行动。并指示红十八师向根据地西南佯动，掩护策应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南征。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南征，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澧水、沅江防线，然后东征湘中。这让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孙连仲纵队，新三十四师周燮卿、顾家齐2个旅，徐源泉纵队独立三十四旅、独立三十八旅，刘紫梁、师兴周2个保安团以及土匪武装等十几个团约10余万兵力分别从龙山县城、永顺、桑植向茨岩塘“围剿”而来，欲全歼红十八师。
刘士杰看局势紧张，心事重重。
11月22日，刘士杰在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报纸上登载了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已叛变投敌，并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招募专员的新闻。看到这条新闻，刘士杰决定走陈洪时之路——叛变投敌。
心思一动，脚上生风。刘士杰立马就去找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省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红六军团供给部部长张启龙。刘士杰告诉张启龙自己带侦察连去筹集粮食，侦察敌情。张启龙说筹集粮食，侦察敌情哪要你去，派侦察连去就行啊！刘士杰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去。张启龙看刘士杰如此坚决，就再没有阻拦，同意刘士杰去筹粮。
当天夜里，刘士杰便带着侦察连经龙山县大安、乌鸦、桑植河口、沙塔坪、龙潭坪向湖北鹤峰方向去了，准备投靠鄂军。
刘士杰叛变革命并非偶然，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叛逃。从江西出发到木黄会师及刘家坪会议前这段时间，刘士杰害怕过艰苦的生活，革命立场不坚定。这次，面对10万国民党军袭击，贺龙、任弼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情况，刘士杰认为军心不稳，不愿随军出发，不满情绪很大。在刘家坪会议上，刘士杰公开反对战略转移，遭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的强烈反对，增强了不满情绪。为此，王震在茨岩塘一再交代张振坤要严防刘士杰叛变投敌。
时年23岁的杨瑞义，为侦察连连长，精明睿智，是红六军团的老战士，担任侦察连长已有3年。刘士杰任湘赣省委书记时，还上台为立功的杨瑞义戴过红花。杨瑞义一听跟老首长一起行动，就二话没说地带着侦察连随刘士杰出发了。
11月23日，侦察连进驻桑植县沙塔坪乡鹿儿口休息时，刘士杰和杨瑞义摊牌了，要杨瑞义带着侦察连跟他去湖北鹤峰投靠国民党。刘士杰话锋一露，杨瑞义就火了，二话不说命令战士把刘士杰绑了，连夜押回桑植陈家河。24日，带回茨岩塘红十八师师部，向张启龙报告了刘士杰想叛逃的情况。难怪刘士杰要亲自带侦察连出去，竟怀的是这般心思，张启龙一想就后怕，脑壳发麻。如果刘士杰叛逃成功，红十八师将全军覆没。
当时，张振坤坐镇茅坪指挥战斗。张启龙一点也不敢马虎，命令杨瑞义连夜带着1个班战士押着刘士杰找张振坤决断。
刘士杰押到茅坪后，张振坤即刻发电报向任弼时、贺龙请示如何处理？任弼时、贺龙回电，“立即枪毙。”
2
说起刘士杰与张启龙，缘分可深了。
在湘赣省（1931年8月——1934年8月），刘士杰历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主持湘赣苏区肃反工作；张启龙历任湘鄂赣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湘赣军区总指挥等职。
从1931年8月起，刘士杰在湘赣苏区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并主持肃反扩大化运动。到1932年底，肃反运动把一批优秀的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抓了起来。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湘赣省委领导对肃反工作产生了怀疑，于是派刘士杰去中央局汇报。之前，在湘赣省委会议上，任弼时、张启龙、甘泗淇等曾因肃反中采取“逼、供、信”措施而严厉的批评了刘士杰。刘士杰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革命的投机家”，怀着对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的不满及个人的私欲，趁机向中央局歪曲汇报了湘赣省委工作的某些失误，对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进行了诬陷。刚迁到瑞金的临时中央、中革军委正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刘士杰的汇报正迎合了在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当家做主的博古、李德等人的思想取向。
博古等人认为湘赣省委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指责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为了保证中央与中央的路线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1934年2月，临时中央、中革军委撤销王首道省委书记职务，改任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
4月，苏区中央局派陈洪时代理湘赣省委书记，吴德峰代理保卫局长，传达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撤销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党内外一切职务，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刘士杰在报上点名称张启龙是“反革命”。随后，命令政治保卫局将张启龙关押起来。刘士杰诬陷张启龙是“认识错误最差的一个”，欲以“反革命”罪执行枪决。后在任弼时、王震等的干预下，张启龙才保全性命，但还是被政治保卫局判处1年零2个月徒刑。并撤销了张启龙所有职务，罚做劳役。刘士杰还强迫张启龙与妻子李贞离了婚。
5月，由于刘士杰肃反扩大化产生的不良影响，湘赣省和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湘赣边干部的强烈反对，中央局撤销了刘士杰湘赣省委书记职务，改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改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期间，刘士杰与陈洪时一起搞小动作，状告任弼时。因任弼时来自中央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过硬，清正廉洁，刘士杰累告无果。
8月，临时中央派遣刘士杰随红六军团西征，欲任命他为新创建苏区的省委书记。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省后，临时中央只任命刘士杰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由于工作出色，湘鄂川黔省委任命张启龙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秘书长、红六军团供给部部长。
在湘鄂川黔苏区，刘士杰就一直寻找机会抓任弼时的小辫子，均未能成功。刘士杰也曾串联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整任弼时的材料，被夏曦拒绝。
3
在龙山枪决刘士杰事件证据充分。
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刘诚达在《转战湘鄂川黔边的日日夜夜》中回忆说，1935年“11月22日晚，我们完成了军团首长临行前交代过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将叛徒刘士杰捉拿归案了。”并命令“一个指导员率一个班把变节分子刘士杰押送到茨岩塘师部处理。”
而西方传教士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进一步佐证了枪决刘士杰事件——
在一次红军的娱乐活动中“有人提议江西来的刘（士杰）主席来一个节目，他讲话时的表情似乎很严厉，样子很凶。不过他的一个评论却荒谬得可笑，而且解释得很糟，人们开怀大笑，紧张的气氛消失了，我们大家都感到很轻松。”
……
“刘（士杰）是‘吴法官’（吴德峰）及其妻子（戚元德）的常客，这好像是他党务的一部分。在晚上，能听到他们房中那些欢快热闹的笑声。
几个月后，当有一段时间未看到刘（士杰）时，我问卫兵：‘刘（士杰）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不知道？’他答道，‘他被处决了！’‘为什么？’”
“‘发现他是一个反革命。’”
枪决刘士杰，及时地控制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将红十八师一场灭顶之灾化于无形，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5年8岁的旷寿前是茅坪乡庆口坳人，他说88年前目睹了红军枪决刘士杰的情景。
树高13米；
树冠15米；
树径1.2米。
那颗一百多年树龄的樟树，如今还婆娑地长在庆口坳的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