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永
编者按
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他以文字构建着美轮美奂的乡土湘西，也呈现着湘西人淳朴、勇敢、激情、健康的生命状态，他以此表达自己的生命态度，也以此透析城市人被物化后形成的不完整人格。沈从文作品张扬的生命力美学，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乡土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艺术学的探索，也为被现代文明冲击异化的人提供了如何发展的完美的生命样本，更为世人呈现了元气淋漓的湘西魅力。人们之所以热爱并向往一个地方，除了风景，还有那里的人——可以说，湘西世界之所以魅惑世人，除了雄奇壮丽的自然风景，还有澎湃的生命激情和雄强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作品潜藏的内涵很丰厚，在这里，我想尝试探索一下其元气淋漓的生命态度和生命力美学。
我用“生命态度”而非“政治态度”，因为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下，有太多政客都在用各种响亮漂亮的词汇来欺骗人民。因此，沈从文对当时的政治极不感兴趣，但是，沈从文作为一位大作家，不可没有他的“政治态度”——他的政治态度是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出发，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与感受升华整理之后的观念来判断一切。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就是他的生命态度，亦可说他的生命态度就是他的政治态度。
沈从文说“我只相信生命”，他富有诗意地说自己“决心用一支笔，来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浪漫派”与“生命挥霍”是我特别欣赏的词与词组。沈从文确认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20世纪，他怎样运行他的生命呢？他选择了“挥霍”。沈从文有意选择这个词，意在用它强调对生命畅快淋漓的张扬和“放肆”的态度，一个自由的生命应该激情澎湃地放肆“挥霍”，让生命在一种自由状态下大胆、直率、热情、勇敢地运行。
构成沈从文生命态度和思想内核的几个维度是：巫傩文化的想象力和浪漫精神以及儒释道杂糅融合的认知方式；山地边民顽强彪悍倔强坚韧的生命元气；“五四”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个体精神与独立意识。这四个维度，构成沈从文的“生命态度”，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他在这些丰富的观念之上，俯瞰大地，观察社会和人生。《柏子》《花狗》《戴水獭皮帽子的人》《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的妇人》等伟大作品，无不力透纸背地成为沈从文生命态度的宣言书。
他的“生命态度”有如下主要内涵：
一、以生命感悟判断是非
沈从文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不相信跟自己生命体验没有关系或者说自己生命还没有体验到的所谓“认识”。对照当下网络时代，每一则热点都会激起无数谩骂或者讨论，遗憾的是，大多数都是跟风随大流，很少有人独立思考，而沈从文一辈子都坚守着一条非常朴实的原则——必须经历过，体验过，用自己心中的“秤”称过以后，再做判断。他说“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他坚信智慧应当直接从生活中吸收消化才能得到的朴实真理，值得我们思考与铭记。
正是他坚持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和自己的心体悟世界的生命态度，他才能坚持人性的价值高于一切，在大方向上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如，他提出并一直坚持他的文学就是要“建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把《一个大王》中的刘云亭为爱情“出生入死”写得悲怆而有力量；他坚持“五四”精神一生不变，为了民主自由、也为胡也频丁玲冒死奔走；他坚持以美善来改变国民性，呈现了《边城》静穆的乡村之美，为世界树立了东方乡村美学典范；他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当不能继续文学创作时，转而把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之中，终成一代伟大的物质文化学者。
二、以生命感悟为批判定位
新文化运动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西化的问题。在一些知识分子高呼不要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时，从湘西乡下来到北京的沈从文则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先进之处，一方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他不人云亦云，也不趋同随大流。他坚持从自己生命中接触到、感受过的现象出发，去实践，去创作，去取舍，去判断是非好坏。
沈从文对待传统，认为符合人性真美善的是精华是先进的，反之则是糟粕是落后的。他对传统文化十分自信，但绝不迷信，精华要张扬要传承要发展，但糟粕必须接受批判，同样，对于西方文化，绝不离开生命感悟去高唱赞歌。他对很多离开中国现实问题的“拿来主义”，都进行了深刻地嘲讽和批判。所以，沈从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清醒者。
沈从文去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奔着新文化运动去的，他为新文化运动当中的领袖与思想所倾倒。但是，那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没有砸碎沈从文从生命感悟中得来的东西，他坚持认为传统要改变要革新，绝不是摧枯拉朽地扫荡。他在自己生命感悟中，一方面保持着警惕，以批判精神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小心捡拾被“五四”激进分子砸碎的传统文化，从中寻找民族的精华。
历史验证了沈从文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当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先锋们逐渐冷静下来后，都看到了当年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弊端。胡适就深刻检讨了自己，说那时是“正义的火气”鼓噪的结果，把一切传统视为糟粕进行批判是不正确的。
沈从文还对传统被现代性冲击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这一“中国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探索。他的作品开辟了两大系列：一个是乡土文学系列，一个是都市文学系列。两大系列两种色调两种色温，尤其是在乡土文学系列中，既置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又以更多的文字对诗性乡土和传统文化以明丽的色彩加以颂扬，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引起的冲击怀抱深刻反思。可以说，当以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都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时，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学实践和生命态度提供了答案。
三、以生命感悟张扬生命力的庄严
沈从文的生命态度包括他所珍视的生命力的庄严。他认为人要活得像“人”一样，有好的生命状态。他说“我崇拜朝气，我喜欢自由，我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他高度赞扬健康、阳光、朴实、勇敢、善良的生命状态。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和海德格尔十分接近。海德格尔强调生命的栖居，而不是筑居。筑居只解决生存层面的问题，栖居才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沈从文给自己孩子取名沈龙珠、沈虎雏，都有生龙活虎般的生命意识，就鲜明地传达出他对健康阳光勇猛善良的固执的偏爱。
沈从文决心用文学来摧毁“庸俗腐败小气自私的市侩人生观”。由此，他提出“要向人生远景凝目”。他的作品总是将美好展示给人类，以此树立榜样，借此引导社会前进。他歌颂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他写沅水两岸二十几个县份人们的喜怒哀乐，写船夫水手艰辛之中的冲淡、平和勇敢，写沿河吊脚楼岸边女人对河里水手的思念、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豪放、被处死之前刘副官面对生死的坦然态度等等，都含有隐忍的强大和平凡的伟岸。
无论书写阳光善良的一面，还是书写残酷惨淡的一面，沈从文都强调追求生命力的庄严。因此，他极力反对的是一种“阴性人格”，即现代文明压抑下生命力的丧失，他把这种人格特点归结为“阉寺性”。
如何治疗这种“阴性人格”，沈从文开出的良药之一就是建设“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纯洁、朴素、童心来对症下药。他的人生哲学理想寄存于乡村，更寄存在主要代表作《边城》《柏子》《丈夫》《神巫之爱》《月下小景》《三三》《雨后》《阿黑》《虎雏》等乡村系列作品中。这些作品代表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诚如沈从文所言：“美丽当永远都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善的象征。”（作者系原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原吉首大学正校级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