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毅 吴行健
（接上期）
歌颂苗族，歌颂祖国：石太瑞
石太瑞（1937－2022），湖南省永顺县人， 1954年湖南省永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至桑植县任小学教师，不久调入县教育局扫盲办工作，1956年调到县报和县广播站任编辑。1963年调湘西州文联，1972年调湖南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玛诺江嘎》《竹哨》《木叶之歌》《白色的刺果花》《五彩梦》《恋歌四重唱》《黎明鸟》等。长诗《竹哨》、短诗《鹰之歌》、诗集《恋歌四重唱》分别获得全国第一、二、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石太瑞诗歌歌唱本民族、歌唱祖国，善于描写民族风情，书写本民族性格，抒情色彩浓郁，在当代苗族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木叶情·对歌》写道：
一座山站在云里，
一座山站在雾里。
看来很近，去之很远，
中间隔着条深谷小溪。
彩云借山风热吻拥抱，
鸟儿托翅膀传递亲密。
摘一片木叶衔在嘴里，
我们用歌声缩短距离。
诗歌描绘湘西苗族吹木叶、对歌的民俗风情，既生动地展示出湘西苗族住于高山峡谷的生存环境，描绘出苗山上云遮雾罩的迷人景象，又写出了苗族人民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精神品质。
《白河弯弯》中写道：
弯弯曲曲的
是白河的水
弯弯曲曲的
是白河的岸
白河的水
弯弯曲曲地流来
白河的岸
弯弯曲曲地延伸
此诗用白描手法写故乡的白河，亦即酉水，写出了故乡河水的秀丽，表达出对故乡的热爱。类似的作品还有《故乡》《你好，湘西》《吉首漫步》《凤凰》《边城》《永顺不二门》《酉水》等，它们堪称诗人对于故乡的深情恋歌。
歌颂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苗族新时代的巨变，歌颂苗族不怕困难、勇于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品质，是石太瑞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苗岭天桥》全诗为：
苗岭有一道险要的天桥,
将两壁悬崖架成阳关大道,
桥下,千尺瀑布吼鸣;
桥上,团团流云飞绕。
回想当年恶魔当道,
朽木烂桥在空中摇呀摇,
草丛中飞出杀人的匕首,
过路人谁不心惊肉跳。
自从红旗插上苗山,
修一条公路直通云霄,
是山的威力大,是人的本领高？
只见两壁悬崖紧紧地拥抱。
车队驰过高高的峻岭,
苗山发出轻轻的微笑,
长长的车队可是开往北京？
欢乐的苗家呵,向领袖问好。
路,像花带轻飘,
桥，似彩虹照耀,
从前 ,一个久居高山的民族,
朝着太阳朝着幸福飞跑。
苗岭有一道险要的天桥,
将两壁悬崖架成阳关大道,
人人有一副架桥的本领,
怕什么难关攻克不了？！
全诗共六节，每节四行，语言清新，比喻生动，节奏明快，音韵协和，既通过苗族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现代桥梁的书写，展示出新时代苗族交通、运输建设的成就与幸福生活的新图景，歌颂了苗族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征服天堑的智慧与勇气，又通过社会环境的描写，宣告土匪横行、社会动乱时代的终结，展示出中国革命为苗族带来的政治解放，高度礼赞了苗族人民不怕艰难险阻、勇于创造新生活的乐观精神与生活信念。他的《久居在高山》则集中展示苗族的民族魂，充分挖掘苗族的精神气质，其中写道：
我的民族
久居在高山
练就了山的性格
贮存了山的情感
它学会了攀登
不畏曲折与艰难
此诗语言虽然有些直白，却用白描手法写出苗族在高山峻岭等艰难自然生存背景下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山的性格”与“山的情感”，恰恰说明了高峻大山千百年来对苗族性格的磨炼。
歌颂伟大的祖国，表达苗族对中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与热爱，是石太瑞诗歌的主旋律。《我爱我的祖国》中写道：
耳听黄河的咆哮
面对长城的巍峨
我要喊出整个中华民族心声
强大起来吧，我的祖国！
作品属于直抒胸臆，歌颂长城、黄河等祖国大好河山，期待国家强盛，表达了苗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与自觉认同。《为了祖国》则写道：
人要是能活上一千次
祖国啊 我愿为你活上一千次
人要是能死去一千次
祖国啊 我愿为你死去一千次
……
这首诗也是直抒胸臆，表达诗人作为祖国之子对于祖国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诗人的心声，也是苗族儿女的共同心声。
石太瑞是一位民族乡土诗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民族乡土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诗歌主要写湘西，写苗族，也因此洋溢着湘西地区或苗族生活浓郁的气息。从他的诗歌对张家界、王村、猛洞河、北河（酉水）、不二门、凤凰县城、腊尔山、大龙洞等地描写中，我们不难欣赏到湘西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情，欣赏到湘西美丽的山水、秀丽的山河与旖旎的风景。而从他的诗歌对苗族四月八牛王节、八月收获节、芦笙舞、上刀山、下火海、吹木叶、赶歌会、送嫁等的描绘中，则可以领略苗族多姿多彩的民族风俗。还有插田、采茶、修渠、采蘑菇、放牧、织花带等农事或乡村生活，以及水车、八月瓜、木楼、刺果花、吊脚楼等的描画中，又能够感受到湘西苗族那种充满诗意的民族生活氛围。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的开创者：凌宇
凌宇（1945－），湖南省龙山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学带头人，兼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参与主持沈从文文集的编辑。在《文学评论》发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等学术论文。凌宇教授是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的开创者，其文学建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记文学的创作，主要成果便是他的长篇传记文学《沈从文传》（1989）及散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等。《沈从文传》在沈从文《从文自传》及对沈从文访谈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边城》《长河》等代表性作品，主要采用文学或散文式而非学术性的文字，一方面叙述了沈从文的家族史、成长史与文学生涯，以及他在政治生活中遭受的坎坷与不平，表现了沈从文宏伟远大的文学理想与他超越个人功利、立志为人类文化事业做贡献的人生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简明扼要地评析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梳理了沈从文重要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沈从文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关于沈从文的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在叙述沈从文家族史时，《沈从文传》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史料。如叙述沈从文祖父沈宏富原为贫寒农家，大约生于1837年，约1853-1857年参加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在二十二岁左右，即咸丰八年（1858年）获总兵衔，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1863年），转任贵州提督。后回到凤凰县城的家中，30岁左右因病去世。沈宏富夫妻无子，其弟沈宏芳夫妻亦无生育。沈宏富妻便作主为沈宏芳娶了相邻的贵州境内的刘姓苗族女子为妾，刘姓苗族女子为沈宏芳生下二子，然后被远嫁出门。沈宏芳与刘姓苗族女子生下的二儿子取名沈宗嗣，过继给沈宏富。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叫黄河清，后做了本地文庙书院院长。黄河清的女儿黄英排行第六，会读书识字，嫁给了沈宗嗣。沈宗嗣被养母寄寓当沈家第二个将军的愿望，曾从军做过驻守大沽口炮台的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6月21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口炮台，罗荣光自尽，沈宗嗣回到凤凰。1902年年末出生的沈从文便是沈宗嗣与黄英生下的第四个孩子。论及《边城》时，凌宇称其为沈从文“‘生命’的第一乐章”。论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凌宇称其为沈从文“‘生命’的第二乐章”。对《边城》《长河》等作品，凌宇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和评价：
他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出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
二是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为学术著作《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及学术论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等。《从边城走向世界》由三联书店1985年第一次出版，岳麓书社2006年出版修订本。在该书《后记》中，凌宇指出：“这部小书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它到底提供了一个全面理解与认识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框架。”本书对沈从文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文学取向与重要作品文本内涵等做出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如在《绪论》，凌宇指出：20－40年代，“沈从文一直固执地坚守着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信守着看人论世的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这一时期，“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恶和对下层人民道德的讴歌，构成其作品情感的基本走向。”总体来讲，“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沈从文创作的基石。”凌宇把沈从文人生经历划分四个阶段，即湘西时期——“自在”的人生阶段、走出湘西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自为”的人生阶段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自我“迷失”阶段、80年代之后——重获新生阶段。提出沈从文社会思想是主张自然人性与批判人的异化等；沈从文美学思想是美在“生命”等，把沈从文创作风格分为讽刺的绘真、浪漫的传奇、忆往的写实与象征的抒情。率先从民族学或民族政治角度对沈从文散文《湘行散记》《湘西》进行了专题分析，认为它们“代表着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指出：“《湘行散记》《湘西》带着苗族作家沈从文鲜明的民族倾向——洗雪历代统治者强加于苗族人民头上的耻辱，唱出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心声。《湘西》备述了苗族人民被外来统治者征服、屠杀、压迫的历史。”较早从生存哲学角度分析了《烛虚》哲理内涵及其意义，认为：“《烛虚》的全部思考，虽然从民族生存现实出发，又回归民族的未来生存，但同时，其所思辨触及到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生命、真实与虚妄、生与死、美与爱、怕与羞诸多问题，又超越民族生存的时空而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无疑，这些评析都是别具慧眼的。《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一文还特别分析了沈从文代表作《边城》的苗族文化内涵。他指出：《边城》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见于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即除了人之外， 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
因为对苗族文化有着深切理解与对《边城》的深入解析，凌宇才能够依据文本分析充分发掘与论证《边城》的苗族文化内涵，从苗汉文化冲突解读《边城》的爱情叙事及其悲剧内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