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凡

（接上期）

三、地方建构与民族思考

李怡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的边城和贾平凹的商州都是选择由小乡土写大乡土，为什么您反其道而行之，选择扩大书写的地域，不写龙山而是写“大三峡地区”三川半？从《远处的伐木声》中的小山村到《地方》中的“三川半”，请问您在选择书写地域时经过了怎样的考虑？

蔡测海：这三本书当中为什么叫“三川半”？为什么跟地域小说不一样？我觉得文学，包括艺术、美术，受地方、地域的限制是不对的。因为天下文章是在人类的认识史、思想史和文学艺术史当中的，它是过程中的那么一小点。它的定位是不确定的，就像天空中的一个行星，它可能有自己的轨道，但是不在确定的一个地方。你怎么知道这个月亮就照在长沙，不照在纽约、东京呢？曾经一个早上，我在富士山下面的一个宾馆里，房间里有一个落地窗，窗外是富士山。那个太阳升起来，慢慢地，山和山上的雪就亮了。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一种幻觉、一种景象。所以人的感觉，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地方。三川半不是四川，不是湖南，也不是湖北，它哪里都不是，它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可以符合我的一种心理需求，我要这样一个地方。我不喜欢这里是南门口，那里是岳麓山，那里是橘子洲，在我心里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所在。

李怡凡：“三川半”系列的语言非常具有特色，能否请您谈一下其中的语言书写？

蔡测海：“三川半”系列的语言环境，它的产生和西南官话以及我生长环境当中的土著语言、习惯，有着天然的联系。更多的是在这种联系当中的一种外延，它可以超越这种西南官话，这个方言区，超越整个的汉语的范围，它也可能是西语、东语，是这个世界当中任何国家的语言，只是由我来说。虽然我不会法语，不会德语，不会日语，不会印度语，但是我借用这样一种语言说出来，就形成了一种文本。在这三部书以及我后期的中短篇当中，这种语言是我创造的。

李怡凡： 您在“三川半”三部曲《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和《地方》中都建构了一种民间政治生态。请问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官宦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蔡测海：我们说的官宦文化、传统礼教文化，是一种规矩、一种仪式，然后它形成一种官宦文化，形成整个有官宦文化的体系。我们现在不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个时候家仙菩萨写的天地君亲师位，现在也没有这样讲了。但是实际上好多东西形式上没有，内核还在那里。以前讲这种官宦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完全是为了教化老百姓的一种工具。但是不要这么认为。任何文化只要人类产生出来，都是有价值、有科学的东西。老百姓对这种官宦文化是有向往的，向往什么呢？老百姓的满足是吃得饱、穿得暖，官宦文化是穿得好、吃得好，它就不仅仅是温饱，而是好的问题，这是两种文化的一种区别。在民间文化中，这种官宦文化会慢慢地民俗化。在三川半系列小说当中，我把官宦文化平民化、民间化，把民间的文化书面化，并且写出它的美学和精神含量。三川半系列就是把官宦文化还原成民间文化，把民间文化再重新变成一种书面文化。

李怡凡：您能否谈一谈您在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蔡测海：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就没有身份感。包括作家的身份感，包括我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感，这些都没有。我唯一的一种身份感，就是我热爱唐诗宋词，我是热爱中国诗词、热爱中国故事的一个中国人。我喜欢中国人的诗意、浪漫、善良、友善，中国人热情时候的刚烈，平易时候的心静如水，对人友好时候的柔情似水，这种中国人的性格。所以要有身份认同，我觉得我就是土家族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当中的一个人。如果要说民族，我的母亲是土家族人；我的父亲是汉族人，姓蔡，应该是中原人，河南人。社会可能总要给人以某种身份，所以有人说人是文化动物，马克思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人就是人嘛，他就是会思考、有文字符号的那么一种生物，身份就很难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