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静卧在尸体袋子中的人，都睁大着眼睛，眼白像刚刚煅烧的石灰，瞳孔散大，透出眼底褐色的血凝，好似幽深古井。手脚蜷曲，身形溃散，表情恐怖，显示着死亡前所遭受的非凡痛苦。死亡后排泄的体液，在袋子的低洼处，结成黄褐色的秽水。”这是毕淑敏小说《花冠病毒》中女主人公罗纬芝在尸体冷库的所见，除了毛骨悚然，还有彻骨悲恸。

作为医生、心理学家的毕淑敏，曾被作协选派到非典一线采访，她深知疫情的无情吞噬，让人惨不忍睹。女作家罗纬芝身染病毒命悬一线的经历，让读者“看见”了为抗疫英勇献身的医学专家于增风那“苍冷而笔直的躯体”，书中描写了花冠病毒美丽却狰狞的特性，而人类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

虽然《花冠病毒》被列为科幻小说，因源于生活，与非典与当下的新冠，与政府与社会的动员力、应对力、治理力以及健忘等极其相似，愈发彰显了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让读者发出人性的拷问，道德的质询和反思。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比尔·盖茨曾说过，“未来，流行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人类的敌人或人类将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许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饥饿与贫穷，而将是如何与病毒相处，或共同生存，或全军覆没。

根据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最新报告，如今存在的病毒分类近5000种。可悲的是，在病毒面前人类几乎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华佗无奈小虫何。”《花冠病毒》开篇即写道，“燕山市花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100，抗疫指挥部公开发布数字为25人”。然后死亡骤增，火化不及，只能改建酒窖作尸体库……

面对巨大恐慌，燕市抗疫指挥部却只能以谎言安抚百姓。“死亡是多么顽强的客人，它就谦虚地坐在每个人近旁，随时等着牵着你的手，领你出门。”用抗疫总指挥袁再春的话说，“我们现在讲假话，乃是面对生命本质的讲真话。这是灾变面前的智慧，是善意的欺骗，骨子里正是医生的大慈悲。”

看似有着合理的内核，因为所有没有死亡的病人，靠的都是其自身的意志和抵抗力。如果人们得知了这种铺天盖地死亡的悲惨情形，还有多少人还会斗志昂扬地和疾病作斗争呢？其结果就不仅是恐慌，更多的可能是绝望。

袁再春不堪重负猝死，谢耕农接任后，同样要求重视民众的情绪，决定以后每三天报一次死亡数字。要让恐惧的情绪转化成正向的想象和体验。他说，“咱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不愿意记住苦难。”可这种危机公关模式毕竟有着先天的缺陷，尤其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任何的隐瞒和欺骗都可能随时被戳穿。公众对真相的渴求，对虚假的厌弃，不仅会加剧心理恐惧，且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进而阻滞动员力，消解组织力。如何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实施科学的危急公关，依旧是个急迫破解的重大课题。

于增风虽死犹生，袁再春出师未捷身先死。事实上，无论非典还是新冠疫情，医务工作者都是冲在危险一线，牺牲较多的群体。虽说比及小说《花冠病毒》，现实中的医生护士有了更好的防护，但依然难以阻挡病毒的侵蚀，这说明在有效防护传染方面，医疗设施依然有许多的漏洞和软肋。如何保障医务人员的生命健康，也是《花冠病毒》留给人们的沉重思考。

小说中，由詹婉英导师、李元博士为代表的民间志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发明特效药物，终于在20NN年9月1日击退了这场瘟疫。不能不承认，这种用微量元素锗战胜花冠病毒的捷报，毕竟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人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和自信。书中关于这一特效药物进入临床的程序十分繁难，种种制度性的束缚显然不能适应疫情的紧急救治。可如何缩短有效药物的审批时间，让更多的病人得到及时的医治，不仅需要执政者的人文情怀，也需要医学及科学的智慧和创新。

人类面对所有突发的瘟疫，其实都难有解钥。所有的新发病毒，人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何谈特效药物。科学致力疫苗研究时间多达数年，方能应用于临床。是故，人类最终所能依靠的只能是生命个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即作家毕淑敏所说的“心理能量”。罗纬芝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除了神秘药粉的功力，同样与她想早日回到癌症晚期的母亲身边，以及对爱情的憧憬等顽强的意志力有关。

《花冠病毒》的最后，詹婉英嘱咐罗纬芝说：“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不是哭泣和黑纱，是柔和与温馨，甚至是满怀诗意的追思。”非典已过去近20年，科学技术堪称日新月异。然而人类应对疫情所有的手段、技术仍旧有限。值得反思的是，人类的健忘，人性的贪婪与放纵，对自然界的滥捕滥食，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大举入侵，不只造成山河破碎，更导致了一系列的瘟疫。近些年人类遭遇的“非典”、尼帕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等，而每一场战疫都艰苦异常，难言胜利。

毕淑敏的可敬之处，在于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慄，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思索人性与文明，所有灾难性文学作品是永恒的主题。每一次灾难都是一场噩梦，关键是梦醒时分的沉淀与洞察。人类要好好的活下去，健忘贪婪的人性需要彻底悔改，从此敬畏大自然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