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良田

经典，是人类的永恒读物，常读常新。代表一种文化的元典，尤为如此。中华元典，由六经拓展开来，加上一些解经的传，总计十三部，合称“十三经”。史学书写，由此取法；诸子争鸣，思源于此；文学创作，法从此出。也就是说，中国文献四大部“经史子集”，经部是本源。当世论及“经典”，首先应数经部典籍；推而广之，也包括其他三部中的重要著作。

承沐家风，唐正鹏先生幼龄即涉蒙学，稍长即读四部，数十年来，博观约取，发为言行，无非文章。此前出版《傍石集》《傍石话节气》等著作，颇受读者青睐，颇得学林嘉赞。新作《经典释疑》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发行。甫一问世，好评依旧。

经籍在流传过程中被误解、曲解甚至歪解，时或有之。作者“针对一些易于混淆、存疑颇多、含混不清的问题，在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古今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勤于创作，积稿颇丰，而精选其中32篇，刊为一册，故名《经典释疑》。此书综合运用各种解经方法，在分析经典歧解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秉承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因此提出的各种观点绝非肤论游谈，字字无不从肺腑间出。我读大作，收获不少，略述三点体会如下。

植根小学，渊源有自

经史子集四部经典都用文言文书写，是故欲明经典，先通文言，要通文言，必习小学。小学，即文字学。然而，受西方语言学的过度干预，当代文言文教学成效每况愈下，此有目共睹。故而面对经典，当今读者拙于识字、心畏文言，已成普遍现象。郑樵《通志·六书略》指出：“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这是说，要懂得经书的义理，先要懂文言，而六书是进入文言的根本。许慎说：“文字者，经艺之本。”因此，依六书而深入解读关键字词，才能把准解读的正确方向。汉代经学，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解字以解经”的方法是古文经学所倡导的，后世概括为“训诂明而义理明”。

综览全书，唐先生娴熟运用六书对经典关键字词展开训诂，因形求义与因声求义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如解“学而时习之”，指出学与教本为一字，这就包含因声求义的方法；又释教字的“攵”旁为“攴”，全字意为“手持教鞭教子”。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检索《说文解字》等书，知道学字本有“斆”的字形，这个字形本就含有整个“教”字。运用六书分别训解“学而时习”等四字，唐先生解读这句经典，就不再是坊间白话“翻译”所谓的“学习然后经常复习，不也快乐吗”，而是“坚持不懈地阅读前人的书籍，领悟吸收前人的知识，自觉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人生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前人的知识，并转化为处世、处人和处事习惯”，只有知行合一而臻临“这种妙境”，才能“从人生中享受快乐和愉悦”。

运用六书解经，可以正本清源；本正源清，方能避免牵强附会、郢书燕说。《经典释疑》一书如是解读《论语》，如是解读《孝经》《中庸》，如是解读《道德经》《公孙龙子》，如是解读《离骚经》等等各种典籍。汉学家法，在唐先生手里运用自如，探源祛魅，解蔽释疑，每每落到实处。

浸润涵咏，亦重体悟

解释经典，文字学固然重要，但也不可过于夸饰。打个比方，房屋基础不牢，自然地动山摇，岌岌可危；然而光有基础而无墙体门窗，房屋之功用不可得，身亦无处安。房屋的基础，就好比文字学；涵泳体悟，就好比墙体门窗。因此，解释经典，正确运用文字学，只是好的开始；训诂活动的最终完成，还需要浸润其中而涵泳之，继而用心体悟，方能知之深而能行，行之笃而有证。

《经典解疑》一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著者的涵泳与体悟。

《先秦儒、法两家政治思想源流与特征》对比阐述两家要义：“儒家一般不承认人欲的正当性……通过反求诸己的理念采取内控和自我约束的方法，最大限度地限制争斗的烈度和范围；法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承认并肯定人欲的正当性，试图以外部的、理性的方法将人欲引发的争斗控制在一定的烈度和范围之内。”诸如此类论述，若非好学深思，浸润涵泳于原典，岂能发诸笔端？

同篇又论：“儒家对人性的认识不同，是导致二者治世理念和治世方法迥异的根本原因。其实，儒、法两家最早均源出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学说，在孔子看来，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善与恶是因自身日后的修为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此段论述至少涉及两处经典原文，一是《论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孔子对人性无分善恶的论述，其中也隐含人性永远“向善”这层内蕴，因此孟子接续而立“性善论”。既然人性向善，则其起点有不善，因此要化性起伪、循礼修善，接续这一路向，故荀子创“性恶论”。另一段经典原文则出自《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代表全体大道（道术）的《六经》被天下持一得之见的学者（治方术者）所割裂，因此后世儒家与法家都是割裂六经、偏执一方而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且有一得之效的学派。作为“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如果读者对经典原文不曾措意，那么理解这段论述，必有难处。唐先生正是将原著内化于心，故于提笔论纂之时，融冶一炉而不着痕迹。

《何谓中庸》一文指出：“中庸绝非机械的折中和调和，也非无原则的和稀泥与和事佬，它有着深刻的哲学含义和文化意义。中庸思想集中体现了如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思维特点。”这段论述，将中庸放在思维的层面进行论述，顺着这一路径，读者结合原典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论述，自然会明白作为思维方式，中庸一定是把握事物双向变化之后的恰如其分的应对策略。我们常常说某人“一根筋”，特别是欧美人。用美西二元对立的线性逻辑思维来参看中庸这种思维方式，差异立马可见。

作者又通过骑马的亲身经历来证悟中庸。2010年8月，唐先生第一次骑马，心存畏忌，在御马师的提醒下，“马往右走，拉拉左边的缰绳；往左走，拉拉右边的缰绳”，如此操控，“虽然路走得弯弯扭扭，但方向始终没有偏离”。成功控马，作者有悟：中庸，绝不是绝对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一个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如前所论，这种思维方式迥别西方。分别运用于各自医学，中西也呈现迥然有别的医学体系。如果我们明了中医的里层思维，必然会油然升起文化自信，当中医用30个方子治好了300例非典、400例新冠，也就不会愚蠢到用西医思维说：这些医案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是吗？同样的病症，有的往左倾斜了，自然要“拉拉右边的缰绳”，反之则“拉拉左边”。在动态中恢复平衡，至少是有效方法之一，打着科学的幌子，用“静态正确”的思维方式来否定中医“动态持中”做法的人，必定不懂中庸，他们所说的科学，究竟学科不科学，很值得怀疑。俗语有云：“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秀才熟读四书五经，“动态持中”的思维方式深深刻入脑髓，因此学医之始，秀才们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故而易学，医圣张仲景就是捉鸡秀才的最高代表。顺便一说，唐先生也是一名上巧的捉鸡秀才呢！

言必有据，持论有源

《“修能”之争与古代男性之美》一文指出：“对于文字字义的推定，不单单在于字面，既要依据文献本身，还要结合文献成文年代进行裒判，方可愈加接近当时语境下之本义。”诚哉是言！围绕经典解疑祛惑，不仅要有文字学功夫，也要浸润经典入乎其内的功夫，还要言之有据，切不可一厢情愿地想当然。立言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基于经史子集互文属性而形成的义理相通、文法相融与文字相发。援经证史，固为正道；由子观经，吾亦曰然；循史析文，谁曰不可？简单地说，一字之疑，或引十书乃始解之。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力形成证据链，经典之疑终究难解，我心毕竟不安，他人岂能轻信？

总览全书，各篇文字，力避游谈，无不言之有据；深植经史，无不持论有源。证成一理，援引十书、二十书，往往有之。此开卷可见，兹不赘举。

白璧有尘，玉人拭之；经有隐义，唐公研之。在出版物泛滥的时代，好书难得，能答疑解惑的好书更难得。唐正鹏《经典解疑》无疑是一本值得好好研读的佳作。古人云“开卷有益”，读者诸君必能验其言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