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钦霞

“在研究自然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古今变化。”翻阅书卷，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张书案和一盏灯的旁边，站立着一位身着长袍的中年男子……

士大夫重风骨，一个文人若是受此屈辱，宁愿一死，如果当初他死，那么历史上只会少一个不畏君威的文人，不会有太史公。面对君王，直言敢谏，不忍心李陵家人受牵连而发声，史官就要如此，让人由衷的敬佩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他就是司马迁。谈及《史记》，我们不得不先谈谈司马迁。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时期掌管天官及史书的官员，其父官拜太史令，幼时便熟读经典，年长后，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行万里路，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忍受宫刑后的司马迁继续发愤著书，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发愤”，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目的。第一，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由书及人，在书中，让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为人。例如，他的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司马迁是敬佩项羽的，不然也不会把他列入本纪当中。《史记》将这些完完整整地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人物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读者看到了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也是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原因所在。

《史记》的重大发明：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细读《史记》，不仅要读出司马迁对刘邦鄙夷、对项羽的敬佩，更要深层次理解这段历史背后述说的道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无法决定历史的走向，如果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那一定是符合了某种特定的需求。”刘邦就是如此，分封体系早就不适合农耕经济的发展，秦国之所以实现大一统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不无道理，刘邦建立汉朝就实行郡国并行制，既有继承，又有改动。按照功劳分封一大批异性诸侯王，虽说后面都慢慢被收拾，那都是后话。反观项羽，作为领袖，太感情用事。比如陈余，他是有实力的且有功劳，但项羽说他没有入关，只给了三个县，田荣是资格最老的起义者，因为没有帮项梁，又不追随项羽攻秦，所以也没有封赏，反而将军田都当了王。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几百年的乱世结束，项羽即使个人能力再强，终究无法决定历史的走向。而刘邦满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需求，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利者。

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例如，受“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但总体来说确确实实称得上一部经典。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谈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是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