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应明：我们湘西人，自古以来就很有血性，比如明代的抗倭土司彭翼南、渡台抗法的杨岳斌、抗击八国联军的罗荣光以及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的湘西子弟，还有当代我们的湘西体育健儿不畏强手，在奥运赛场夺金摘银，如今又有登顶珠峰的勇士鲁明勇教授，他们都是我们湘西人的骄傲。
尼泊尔时间2023年5月19日中午12时35分，湖南省登山队的鲁明勇教授经过艰辛跋涉，成功登顶珠峰。今天，登顶珠峰的湘西第一人、吉首大学的鲁明勇教授，来到了我们《总编辑有约》的访谈现场，那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他登顶珠峰的经历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登山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运动，但在社会上也有不认可的声音，认为登山运动会对自然造成破坏。明勇教授，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鲁明勇：关于登山，特别是登高海拔雪山，社会上有不少人担心破坏生态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担忧，但从我多年攀登高海拔雪山的经历看，特别是亲自去了珠峰一趟后发现，事实不是原来想的那样。
首先，雪山攀登者几乎都是素质很高的人，其中不乏环保人士。我今年前往珠峰时，从尼泊尔的卢卡拉机场一路沿着珠峰“EBC徒步线路”，徒步八天时间到珠峰南坡大本营，一处乱扔垃圾的现象都没有见到。这其实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今年，全球有490多人参加了攀登珠峰的行动，这些人不仅身体素质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都是有梦想、有追求、有情怀的人。
珠峰大本营需要运输物资，很多都是用牦牛驮的，但是牦牛在运输途中是会排粪便的。然而，我在路上没见一点牦牛粪便，因为沿途有人会及时清理。
很多人说珠峰大本营就像一个大市场。确实是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攀登者都在这里聚集。大本营绵延有一两公里，即便是在这么大一个区域，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垃圾。人的排泄物也有专门的人在集中收集处理，并没有看见有人做出污染破坏高山冰川的行为。
还有人听信网上的传言，说在登珠峰途中会有很多遇难者的遗体，那些遗体长期留在山上，会污染珠峰的冰川环境。据我了解，人类登顶珠峰的70年时间里，有300多人遇难，其中有些人的遗体是永远留在上面了，但暴露在路旁的遗体已经被运下山去了。我在登珠峰的途中，虽然也见到了两具遇难者遗体，但并没有看到网上所说的“绿靴子”“睡美人”“休息者”等遇难者。我遇到的两具尸体， 第一具是在 7300 米C3营地附近， 他并不是以前留下来的，而是我们出发前一天， 一位遇难的夏尔巴（编者注：攀登珠峰时，为攀登者从事探路、陪同攀登的当地向导的称呼） 。 第二天，我从珠峰下来时， 那位遇难的夏尔巴的遗体已经运走了 。 在海拔8700 多米的希拉里台阶附近， 我见到了第二具遇难者遗体， 他可能是前一天遇难的贵州籍同伴。
再就是登山途中产生的垃圾，全都由登山者存放在各自的包里。登山者都知道，垃圾在珠峰上是难以降解的。也有人问，登山途中，登山者的排泄物如何处理？登山前或登山途中，我们在营地都会进行排泄，减少在途中的排泄次数。我从C4营地出发一直到下山，30多个小时，没有一次大小便。后来才了解到，人类在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带，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我在攀登珠峰时，既没有见到大量垃圾，也没有看到粪便遍野，更没有看到很多遇难者的遗体。
还有人把珠峰长草的事归结于登山活动。珠峰地区长草是受大环境影响，与登山活动关系并不大。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区域广大，而登山只有有限的几条线路。那几条线路对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生态环境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我认为，登山活动影响生态环境是一个伪命题。
田应明：感谢明勇教授的科普，让我们了解了攀登珠峰的知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登山这个运动呢？
鲁明勇：因为我是一名老师，一名教旅游学的老师，我的专业就是开展旅游教学科研。现在高校中的旅游教学、科研，大家几乎都是在书斋里研究、在电脑上学习，很少有人深入到旅游第一线，特别是很少有人深入到危险的第一线去探索、探险。
大家都知道，徐霞客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游学家，他的《徐霞客游记》也是千古名著。我受徐霞客的影响很大，觉得要做旅游学教学研究，就要学习徐霞客，身体力行到旅游最前线实地探索。在我高中时代，我就读过《徐霞客游记》里的名篇，里面有一句话激励了我：“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句话就是鼓励人们应该游历大好河山，应该知行合一。我觉得，登山活动就是学习践行徐霞客精神的体现，也与我研究的旅游专业非常契合。
做旅游研究、旅游教学的人，不能总是待在书斋里，查几个文献、找一点统计数据、建两个模型，就生产出一篇学术论文来。“无限风光在险峰”。旅游学者要向徐霞客学习，到旅游的最前沿去探索去冒险，从自然界里获得真知。所以，我想自己来做一个示范，就去登山，用身体力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再就是，登山是体育旅游项目，是我们教学的重要内容。极限旅游、体育旅游也是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新业态，我们不仅要做新业态的开发者，还要做新业态的倡导者、领先者。登山对我的科研活动也有重要作用，我现在准备申报雪山生态旅游产业的课题，也需要我参与登山活动。
田应明：做学问不能坐而论道，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著名作家张贤亮撰联“旅游长知识，行走即读书”，毕淑敏也说“旅行的本质就是学习”。对于你这么一名旅游学者来说，登山既是学习也是实践。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登山运动的？攀登珠峰之前，你攀登过哪些著名的雪山？做了哪些准备？
鲁明勇：说起登山，我觉得我就是为登山而生的。我出生在古丈县岩头寨镇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有古丈县的最高峰高望界。我从小就经常爬山，也喜欢爬山，而且爬得很快；后来到长沙读大学，业余时间的活动也就是爬山；到吉首大学从事旅游教学工作后，与名山大川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从三山五岳到峨眉山、武当山等国内的名山，我基本上都爬了个遍。2016年，我爬了16座名山。我现在有一个梦想，攀登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第一峰。目前，我已经攀登了湖南省的酃峰和壶瓶山、贵州省的小韭菜坪、江西省的南风面、湖北省的神农顶、广西的猫儿山、陕西省秦岭太白山的拔仙台等。
攀登高海拔雪山我是2018年开始的。那年之前，我们吉首大学体育学院的张小林老师爬了海拔5000多米的云南哈巴雪山。然后，学校的新闻网站对他进行了报道。我和张小林老师关系很好，他的这一爱好对我触动很大。心想，他能够登5000多米的雪山，我也可以。随后，他帮我联系到了川藏队。2020年，川藏队有做四姑娘雪山的项目，我就报名了。刚好开展攀登的时间在暑假，我就参与登四姑娘山二峰的活动。这就是我接触攀登高海拔雪山的经历。第二年，我又攀登了半脊峰。去年，我登了新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登上了慕士塔格峰是个里程碑式的攀登，证明我具备了登顶珠峰的资格。
田应明：今年5月19日，你登顶珠峰，成为一件轰动的大事。请介绍一下你登珠峰前后的一些故事吧。
鲁明勇：5月19日，我登顶珠峰后，领队范江涛向媒体发布了我登顶珠峰的消息。然而，就在好多人庆祝我登顶珠峰时，我正遭遇着一场九死一生的意外。
下山途中，下午6点多钟，我被暴风雪吹进了一个齐脖子深的冰洞里。我在里面挣扎了三四个小时，但是脚下没有借力点，我始终没能上来。我当时想，我可能要“交代”在这里了，都想到要录遗言了。冰洞里，气温很低，而我却在紧张中挣扎。天黑后，我打开头灯，头四向转着，其实也是在用灯光发出求救信号。刚好，灯光被夏尔巴看到了，他没有放弃我，将我从冰洞里拉了出来。后来，我复盘了当时的行为，发现那时的操作满是失误。掉到冰洞时，我只想着自救，一直挣扎，以至于消耗了自己过多的体能。体能对于登山者来说极其重要，一般登顶珠峰后，登山者都要保留三天的体能，因为从峰顶下山，到C4营地，再到C3营地、C2营地，再回到大本营，需要三天时间，保存三天的体能才能确保自己顺利返回。
后来我又回想起，登顶后的报喜、还未安全返回时的庆贺以及受困时绝望无助的挣扎，我觉得挺好笑。我想，如果我在冰洞里没有被救出来，可社会上都在传我登顶珠峰的消息 ， 那不是很尴尬吗？
田应明：夏尔巴救你上来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鲁明勇：比较平静，也没有特别兴奋，因为在高海拔地带也不允许我多想，加上在冰洞里我耗费了很多体力，也不允许我做其他的。
田应明：攀登珠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于登山爱好者，你有什么建议？
鲁明勇：登山尤其是登高海拔雪山，一是要有体能储备，体能差的人，就不要轻易去尝试。这种运动很挑人，也具有极高的危险性，所以我不主张我的学生、同事、亲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做这项运动。第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攀登高海拔雪山花费较大，而且攀登雪山需要按5000米、6000米、7000米、8000米一级一级去攀登跨越，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支撑不了这项运动。三是要多学习，学习前人的登山经验，学习登山知识和应对突发状况的知识，尤其是自救知识。
田应明：有数据说，今年截至7月，攀登珠峰的遇难者有12人，还有5人失踪。在做登珠峰计划时，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生命危险？
鲁明勇：有想过。今年是人类登顶珠峰的70周年，攀登珠峰的人也较往年多，同时今年也是人类登顶珠峰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我了解的数据是遇难和失踪人数共19人。
攀登珠峰遇难，一般有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登上珠峰后，体力用尽了，就是累死了。今年我队友救的那名女攀登者，她实际上就是力气用尽了，下山休息时陷入昏迷。第二种情况是今年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受流感和“新冠”影响。今年攀登者中，很多人患了流感或“新冠”。有一名来自香港的攀登者，在前往大本营的半道上就得了肺气肿，不得不回去。还有一名美国的攀登者还没有登峰，在大本营就去世了。我们在大本营的时候，整个大本营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咳嗽，整个营地的咳嗽声此起彼伏，这是“昆布咳”。第三种情况是“高反”（编者注：即高原反应，人体急速进入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暴露于低压低氧环境后产生的各种不适，是高原地区独有的常见病），人因缺氧而死。第四是遭遇雪崩、冰崩。我们出发时，前方就传来噩耗，昆布冰川发生冰崩，砸死了三个夏尔巴。很多被列入失踪名单的攀登者，都是掉进了冰裂缝、冰洞里。我掉到冰洞里，如果上不来，也没人发现，那我也会成为失踪人员。第五是滑坠，人从高处掉下去摔死。第六是在高海拔区域引发基础疾病，导致人死亡。有些人原来患有胃溃疡，到了高海拔高山，可能引发胃出血，可能导致死亡。我们有一个同伴，他在爬山时眼睛不舒服，到后来眼睛就看不见了，人到7000多米海拔时，自己想摸着绳索下来，结果发生了滑坠，最后就永远留在那里了。
田应明：攀登珠峰，危险重重，但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登顶珠峰，你看到了怎样的风光？做了什么？心情怎么样？
鲁明勇：5月19日之前，我们一直是在黑夜里攀登，所以也没看到什么风景。19日清晨6点，我们从C4营地出发，攀爬最后的800多米。那天一开始风雪特别大，我什么也看不到，我的夏尔巴在前面开路，我跟在他的后面走得小心翼翼。登至希拉里台阶平台，那里海拔8790米，向上还有100多米的高度即可登顶，我的心里有些激动，知道自己距离目标不远了。途中，偶尔狂风将雪云吹散，我看到壮丽的群山，那冰封的群山像一条一条蓝色的巨龙，将珠峰拱卫。为什么我看到的群山是蓝色的呢？因为我戴着蓝色镜片的雪镜，所以看到的群山都是蓝色的。
走过了最难走的希拉里台阶，中午时分，我和夏尔巴两人到达珠峰峰顶。在峰顶，我想赶快拍照，当时我带了有20多面旗，我先把一面大的吉首大学校旗拿出来，准备拍照，但是风太大，旗子不能展开，于是我将准备好的一面手持的小校旗拿出来，让夏尔巴帮我拍照。当时，珠峰峰顶风特别大，我们在那里站都站不稳，我坐在冰面上让夏尔巴帮我拍照。在峰顶，我们待了不到五分钟，然后马上下山了。
田应明：你为什么要在珠峰之巅展示我们吉首大学的校旗呢？
鲁明勇：在国内高校中，只有像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这些知名高校才会组织开展攀登珠峰的活动。地方高校，特别是像我们吉首大学这种在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极少有能挑战珠峰的案例。在湖南省高校中，除了我们，登顶珠峰的也没有其他的了。我作为吉首大学的老师，此次登顶珠峰，也是在湖南省高校中践行了“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在珠峰峰顶，我展出了吉首大学的校旗，是想通过这一行为宣传、展示、践行我们学校“以人名校、以业报国”的校训以及“凤飞千仞、薪传八方”的精神。
另一方面，我这次登珠峰，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我是带着学术研究的使命去的。现在看，极限旅游的研究做得很少，大家都在研究大众旅游。探险探索往往是进行极限旅游产业化的先导和先河。我相信，通过研究的发展，极限旅游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大众旅游项目，包括攀登珠峰、徒步南北极等。
有人说，我去攀登珠峰纯粹是为了好玩好耍。我说，好玩好耍，值得我以命相搏吗？登珠峰并不好玩好耍，是会死人的。我想，我在有生之年，还是要有所作为，不能“躺平”，必须通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让自己拼一下。如果运气好，我安全下山，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登山故事、登山经验；如果运气不好，下不了山，我也是在探索，并把我的事业留在了珠峰之上，与珠峰一起。我曾跟我爱人说，如果我留在了珠峰上面，你也不用把我拖下来，既然我热爱登山、热爱探索，留在上面就是最好的选择。
吉首四中《团结报》校园小记者：在登珠峰时，您遇到困难后，您是怎么做到坚持到顶、最终安全返回的？
鲁明勇：在攀登珠峰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刚到大本营时，我“高反”了，还得了重感冒。这时，我首先是放平心态，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吃药治疗、多喝水，将病情控制住了。其次就是自我调节心情，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和担忧，在大本营，我花高价买了手机流量，通过刷视频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排解痛苦。
当遇到生死攸关的困难时，就要特别冷静。当我掉进冰洞里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救。我陷在冰洞里上不来，我当时想是不是可以往洞里爬、找出口，但是我又想，不能那么爬，万一原来洞口也被雪覆盖了，而我又没找到新的出口，就可能会永远留在珠峰了。我坚持待在原地，把头撑出来，想办法发出信号，让夏尔巴能找到我。
遇到困难，自己还要咬牙坚持。我从冰洞里出来时，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但是想到“8000米无救援”，我告诉自己坚决不能倒在8000米以上，所以我坚持着。最终在夏尔巴的帮助下，我回到了海拔7300米的C3营地。从峰顶下山，还没到达C3营地，我已经陷入了昏迷。后来被夏尔巴拖到C3营地，被直升机运送到大本营，然后又送到山下的医院治疗，再然后转送回国。在昏迷时，我总是产生幻觉，一直能听到呼唤我的声音在耳旁，一会是我妈在叫我“儿子，你要坚持住，你不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会又是我爱人在叫我“明勇，你要挺住，你要回来”，一会是我女儿在叫我“爸爸，我好想你要回来”，一会又是我们单位的廖志坤书记叫我“明勇，你说了你要安全回来的，你要为我们争气”……一时间，好像我的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学生都在为我加油鼓劲。我对亲人朋友的不舍，就是我内在的求生欲望，我靠这种意念支撑我去战胜困难和死亡。
田应明：经此一战后，在你今后的人生岁月中，可能会改变很多计划，包括你原来制定的登山计划，但我想你在攀登人生高峰的路上，肯定是不会停步的！
鲁明勇：因为攀登珠峰，我失去了8根手指和3个脚趾，现在，我也在很努力适应工作和生活，让自己回归正常。
在此之前，我也想完成“7+2”计划，就是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外加南北极徒步，也有攀登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计划，但是现在看来，可能都实现不了，但我还是准备完成一项相对容易完成的工作：撰写一本名为《中国高度》的书。我规划爬完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峰”，写一部像《徐霞客游记》一样的作品，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目前，我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资料、数据和文案。
另外，我还要进一步做好旅游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雪山生态极限旅游方向的研究，计划也要出一本专著，争取立项为国家课题，把旅游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拓展出来。
不管怎么样，我将全力以赴在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作出贡献，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田应明：明勇教授的这种境界、情怀，让我想起了作家毕淑敏说的，“走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成为最好的自己”，还有诗人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明勇教授的拼搏精神、超凡格局以及快乐力量，感染着我们。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们湘西人的品格秉性，我们应该向鲁明勇教授学习，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把我们的事业做精彩，把我们湘西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