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 刚

最近，“量子纠缠”成为热词，读沈从文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亚里士多德，总觉得他们两个，有那么一点“量子纠缠”的意思。

首先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学术大佬，亚历山大的帝师，“人形百科全书”——后世的哲学、美学、逻辑、修辞、物理、天文、生物、教育、心理、政治、经济、博物等学科，都可视他为鼻祖，对人类思想及科学领域的影响极其深远，遗泽万世。

很难想象一个古人，能够凭一己之力，成为这么多学科的祖师爷。即便是当今大学教授穿越回去，都玩不到这样牛。有趣的是，我们从小读书，看到的很多知识点，竟然多是某某先贤如何如何打破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桎梏”，仿佛他是学术界的黑权威一样。其实，亚里士多德固然因受限于时代技术能力而必然存在知识点上的谬误，但他建立起的科学体系（他把科学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创造的科学）迄今仍在沿袭，连反对都需要在他奠基的框架内反对，足见其伟大。

再说沈从文。世人对沈从文的认知，普遍停留于“著名作家”这个层面。事实上，文学对于沈从文而言，只是刚走出“新手村”时的把式，只不过太过于才华横溢，出道即巅峰，后面又因诸多其他缘故，暗淡了其学术成就更高的其他研究和贡献——沈从文还是中国当代学术成就突出的物质文化史学家、图像史学家、形象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学家，是中国当代“形象史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有没有一种脑子不够用的感觉？一个人，要在这么多学科上有所建树，在没有携带电子输入和数据储存设备的情况下，需要有多大面积的大脑皮层？要知道，“成就突出”可不是资料搜集整理就完事了，还必须有系统的观点并建立观点的系统。

我眼里的诡异图景呈现出来了：亚里士多德和沈从文，在两个时空里，各自闪耀着不同形态的电子火花；两者之间，维系着若有若无的神秘联系。

声明：即便沈从文是我的老乡，也必须承认，无论是学术的涉猎面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都远超沈从文。

关于“量子纠缠”的想象，迫使我努力去寻找他们的共性，答案简单至极：渊博而多智。

再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什么内在逻辑，造成他们如此渊博而多智？这里面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共性吗？

我平坦的脑回路，已为此烧得坑坑洼洼，果然似有所得，也不怕丑，在此自曝浅薄——

既然一切人类文化都是生存条件的产物，那么我的答案是：亚里士多德和沈从文，都是某种特定环境催生的“最靓的崽”。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384年至322年之间，距离《荷马史诗》完全成型不过三五百年。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是希腊神话中所谓“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落幕、“青铜时代”式微、“黑铁时代”到来之时，人类需要靠自己而不是靠“神谕”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人类，带着被奥林匹斯众神忽悠惯了的纯粹心智，又带着必须自己面对未知险恶的强烈求知冲动，第一次睁开“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哇，世界这么大，竟然还是有规律的，那么聪明如我亚里士多德，就去发现这些规律。

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和泰勒斯、赫拉克勒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等一大堆牛人一起，为“哲科思维体系”打好了基脚。巧合的是，同一时期，欧亚大陆遥远的另一端，老子、孔子、庄子、列子、墨子、邹子、孙子……一群讲汉语洛阳雅言的大佬们横空出世，他们在东方最牛统治神器“礼”这个东西逐渐崩塌的情况下，带着被“礼”忽悠惯了的纯粹心智，以及身临乱世的求知冲动，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世界。于是一时之间，东西方群星灿烂，照耀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伟大时代。

那么生活在20世纪的沈从文，何以获得“纯粹心智”以及“求知冲动”？

答案是“神秘湘西”。

沈从文的少年时光，是在湘西度过的。当是时也，湘西正处于“万物有灵”横行数千年、却又被退休的“湘军大佬”（筸军）带来近代目光的时代。“万物有灵”忽悠出沈从文“赤子其人”的性情，正是如假包换、仿佛带着某种神性光辉的“纯粹心智”，加上“湘军大佬”的存在、陈渠珍“寓教于役”的启蒙、二十郎当岁就独自一人走出大山看世界……赋予了沈从文强烈的“求知冲动”——于是，一些年后，沈从文变成了“沈从文”。

这个时代走出湘西而卓有成就的，也不止沈从文一个，还有熊希龄、黄永玉等人。可见，这一推论，不仅逻辑能自洽，也具有某种普遍性——“纯粹心智”给他们提供了奇葩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难道与“精神病人思路广”有异曲同工之妙？），“求知冲动”给他们提供了磅礴的动力和永恒的惯性——这，或许就是亚里士多德、沈从文，以及希腊群贤、诸子百家、湘西名人“渊博而多智”的共同秘密。

哈哈，原来不是我不行，而是他们本身就已经很行，然后他们生活的特定时代、成长的特定环境，让他们更行。

然后我开始杞人忧天：当一个时代失去了衍生“纯粹心智”和“求知冲动”的土壤后（比如拥有AI的今天），还有没有可能诞生出亚里士多德和沈从文这样的牛人。

也许，下一次人类智者的爆发，要等到星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