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斌

读完徐开垒所著的《巴金传》，让我对巴金先生阅读与求学的经历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阅读与求学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双翼、事业成功的双桨。阅读依赖于求学，求学助力于阅读。在人的一生中，阅读却是一辈子的修行，求学也就那么数十年而已。

而巴金的阅读与求学，是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风雨如晦、时局动荡的时候，要把书读好、念好，而且把阅读与求学融入自己的创作、编辑、译著、战斗的生涯，演绎出不菲的成就，堪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文化学者的标杆。

巴金是我国杰出的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担任上海市作协主席、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国务院授予的“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巴金的阅读故事伴随终身，求学历程陪伴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岁月。今天读来，这些故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暗淡光泽，倒是激励读者要更加珍惜当下的时光，把读书当做感恩青春、回赠年华、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

巴金，原名李尧裳，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的深宅大院。这是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李镰能诗会文，祖母田氏能画能诗，继祖母濮氏也长诗善画，父亲李道河读过私塾、当过小吏，母亲陈淑芬念过私塾、知书识字。这样的家庭，自然为小小的巴金看世界提供了耳濡目染的书香氛围。

巴金5岁的时候，一家人来到了四川广元县父亲供职的衙门入住两年多。他常常跟着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到二塘旁边的书房，听刘先生认识方块字，习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这个时候，巴金总是按照母亲的吩咐，每天背诵《白香词谱》里的一首词，觉得能在母亲身边读诗背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也从母亲常说的“人都是一样的，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要爱一切人”的言语中，得到了书本之外的智慧补给。同时，他也喜欢听在李家做佣人的杨嫂讲述《烈女传》等荒诞离奇的故事。

回到成都老家后，巴金的母亲、父亲先后离开人世。13岁的他，对人生的百态、世间的炎凉有了入骨的了解。也就在此时，巴金开始接触外国语。他与三哥尧林习惯横躺在一张床上，温习既是表哥又是同学的濮季云给他们补习的英语，讲习其它学科知识。开始阅读英文本《大卫·考贝菲尔》《金银岛》，懂得了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创作方法。巴金对母语文学阅读的兴趣更加浓郁，《红楼梦》是他时常阅读的枕边书，常常被《说岳全传》《水浒传》《施公案》《彭公案》等著作的情节所吸引，被他称着“真正的启蒙先生”的《古文观止》，他能背下其中的二百多篇文章。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在四川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当旁听生期间，正值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学潮已经涌入川西大地。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的巴金，每天回家都要翻阅大哥带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在阅读中，巴金忧郁的表情总是洋溢沉思的目光。当他终于考进外国语专门学校，得到了一本节译本《告少年》，他深为书中所描绘的未来以及传播的爱世界爱人类的理想所折服，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便很想结识一下书的作者。他认为一个人活着，机缘无疑是重要的，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本人从不间断的努力。之后，巴金又索阅了波兰作家廖抗夫的新书《夜未央》。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译，改名为《前夜》出版。这一年四月，巴金在位于成都总府任的《半月》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源自《诗经》里的《召南·甘裳》首句“蔽芾甘裳”。

1923年，19岁的巴金与三哥尧林经过一个多月的昼行夜宿，从川西盆地来到上海，求读于南京的东南大学附中（当时上海隶属江苏），利用所学的英文、世界语知识，进一步拓展文学翻译工作，并在北京的《国风时报》发表不少宣传安那其主义（即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主张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的文章。五卅运动那年，21岁的巴金高中毕业。他希望考取北京大学学习。在搭乘火车北上的途中，他如饥似渴地读着鲁迅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呐喊》，进一步思考社会问题。到了北京后因体检出患有肺病，他取消了自己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的打算回到了南京，疗病期间依然手不释卷地读着《呐喊》，求得慰藉和力量。三哥尧林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嘱咐他在上海好好修养。但巴金没有因为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他在一边办好《民众》半月刊的同时，与1926年编写出《五一运动史》，译完第一本译著克鲁泡特金1886年写的《面包与自由》。

1927年11月15日，23岁的巴金与另外三名20出头的青年从法租界马浪路一辆出租车下来，从码头出发，坐船驶往巴黎。34天的海上生涯，巴金时而在船舱里、时而在船舷上，不是在想象着“上海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还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核心等问题，就是在默念着“祖国哟，我恨你，但又不得不爱你！”的感叹，脑海里总是回放着与三哥尧林在上海、南京，沐着杏黄灯光做功课的情景，定格着那种穿竹布长衫、戴滚圆玳瑁边眼镜的内地学生形象。更多时候，他在闷热的船舱里埋头写作，在餐厅俯首疾书，在休息室看书写字。

到了巴黎，这个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昔日无政府主义者的避难所，他除了完成白天进大学听课、晚上入夜校补习法文的议程，则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旅馆房间看书上。在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伟大的作家诞生地，读他们的作品，别有一番情味。其间，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前四章，让有着文学爱好的吴克刚、卫惠林等同学深感敬叹。有时候，他也拿着一本书坐到旅馆边的椅子上看书。从夜校回来的路上，他经常一个人走到先贤祠的一条小路，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有着“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之誉的卢梭巨幅图像，站到他的膝下思索人生和社会，倾诉寂寞和悲愤，觉得卢梭的《忏悔录》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信与自重，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是“理想杀不死的”信仰典范。

随后，巴金迁居到依旧是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法国另一个住处。在多是法文书的书摊的英文书架上，他觉得意大利鱼贩子叫凡宰特写的小书中有一段话特别撼人：“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材质都得到发展。”于是付钱把书买了回来，还买了几本与鱼贩子有关的书。用接连的几个白天和晚上，就把它们看完了。当然，对克普泡特金、高尔基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志尼的《人权论》等书籍，也都作了研究性的阅读，继续完成《灭亡》后面章节的创作。后来，这部小说便以“巴金”的署名在叶圣陶、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之所以署名“巴金”，一是为了纪念同学巴恩波的投江自杀，二是为了赓续他崇拜的作家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在马赛，看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以后，进一步坚定了创作《春梦》《一生》《新生》《黎明》等四部长篇小说的信念。

1928年12月，在法国留学近一年的巴金回到了上海。他在位于宝山路鸿兴坊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教员，并任自由书店的编辑。在这个学术性组织的办公兼卧室的房间，他坐惯了写字台前的那张藤椅，也翻遍了书橱里的每一本藏书，翻译了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等国外作家的著作。半个多月后的1929年1月，巴金才在宝山路有了自己的“家”，与好友索菲夫妇合租的一幢二层楼房。这一年，他把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著作翻译完毕，还继去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之后，写下来十几个短篇和硬写出来遭遇退稿的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到了1931年春天，巴金的创作迎来了第一次高峰期。他决定，在完成《灭亡》续篇《新生》前，必须把《春梦》先付梓，因为在成都老家的大哥曾经嘱咐他鼓励他，写出一部“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长篇小说来，这是迫切交差的时候了。

受了托尔斯泰《复活》的启示，他将《春梦》改为《激流》，觉得这样才真正象征万马奔腾的社会现实。而《激流》中的人物，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家人、亲人、友人，例如觉新有着大哥李尧枚的影子，觉民、觉醒慧有着三哥和他自己的影子，梅表姐有着堂姐当年的身影……已经声名鹊起的巴金被冠以“新文坛巨子”的标题在上海《时报》连载发表。但是，巴金向大哥报喜的信函还没有从邮局寄出，就收到了尧枚在老家服毒自杀的噩耗。接下来的时日，他禁不住淌着眼泪，有时又十分愤怒非常悲哀地继续写完《激流》的后面章节，写得十分顺手，因为小说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性格、脾气，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和相互间的关系，他都十分了解。接着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的《新生》《雾》的写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