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斌

（接上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宝山路沦为一片火海，尽管整个闸北被日军霸占，但巴金还是不忘去搬运宝光里旧宅的书籍，往步高里暂时的家。之后的北京、天津之行，广东、福建之旅，巴金都一直坚持阅读与写作，在收获知识、力量、友爱的同时，也看到了人间的不幸、世态的炎凉。

1934年初冬，巴金化名“黎德瑞”以一个中国书店职员的身份游学日本。住在横滨一个和善、忠厚的叫武田的日本汉学副教授家的书房里，他并不感到压抑，反倒觉得这里可以随意翻阅藏书，还可安心地学日语、写文章。三个月后，他又来到东京，住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这里的好处是，不仅可以看书写作学习，还可以跑到附近的书店买书籍。当买来的英文、法文版书籍充满了大型橱柜，他如饥似渴地翻阅，把学习日语的事放在次要位置了。

1935年8月，巴金回到了上海，着手编务工作，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文学月刊》等刊物。但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是义务性劳动，不拿一分钱薪酬，生活靠稿费收入。而他提出的“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的选编理念，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

到1939年上海沦为“孤岛”时，已经与萧珊结为伉俪的巴金暂时回到了上海，主要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他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每天晚上九点钟他开始动笔，一般总是写至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第二天凌晨四点，还不肯把笔放下。到1940年5月初，《秋》终于告成，与《家》《春》组成的《激流》三部曲很快唤起生活在“孤岛”上海的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激起了全国读者与黑暗的旧制度、旧势力作斗争的热情。巴金与许广平等人发起了“稿费义卖献金”活动，把自己作品的稿费献给抗日事业，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之后，即便他辗转于桂林、重庆、成都、贵阳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也不忘抽闲暇读书，直到1945年11月从重庆返回上海……

纵观巴金的阅读与求学，就能知道他一向嗜书如命。在他看来，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灵魂的知己、内心的伙伴和精神的粮食。他不断地买新书，买喜欢看、必须看的书，除了文艺书籍，也不乏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方面的书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然很拮据了，但省吃俭用的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而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读书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巴金是从买书、看书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经历的生活变成了艺术的文学，变成了文化的经典。读书对于巴金来说，是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巴金曾说，他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因为“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了理想的光华”“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塑造灵魂的效果”。

巴金从1929年开始，已出版12部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集、6本散文集，17本翻译作品，总计300万字。1936年后，他仍以每个月至少一万字的速度，笔耕不辍。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经受了“文革”的罹难，创作、译著、出版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往事与随想》《随想录》《巴金全集》等文集，编辑《文艺月刊》《上海文学》《收获》文艺刊物，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说，“巴金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榜样。”

巴金认为，读书要认真思考，让脑子成为“书库”。读固然可取，但不是“全盘接受”，而要“各取所需”，只有在广涉博览的过程中不断注入自己的体验和提炼自己的感悟，才能提升自己的辨识能力和欣赏水平，提升自己的鉴赏技能和创作品位。他倡导的“回忆读书法”既是一种很实用的读书之道，还是一种很高雅的养心之术，让读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以书为乐、以书为友的巴金，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部大书，让每一个筑梦、追梦、圆梦的人，读之不竭，受益无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