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龙骏峰 图/ 石 流

一

在中国古代官办教育机构中，学宫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存在。这个词语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历史上十分著名的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齐国创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

不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学宫的功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融入了供奉、祭祀儒家先圣和贤哲的功能，这与孔子的地位不断获拔高有关。从公元前478年鲁哀公为孔子上尊号“尼父”开始，到1935年国民政府为孔子上谥号“大成至圣先师”为止，2400多年来，历代王朝给孔子上尊号共20次。孔子由一位平民老师一步步登上神坛，变成先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在儒家弟子们心目中，孔圣人自然要高高在上供奉和祭祀着。但是放在哪里供奉、祭祀合适呢？学宫无疑是最佳场所。作为传播儒学的专门教育机构，在学宫里挂一幅或立一尊孔子像供学生瞻仰，具有凝聚思想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后来，这种仪式不断被强化，形成了宗教式的信仰，并得到官方的认同和支持，在学宫旁边专门建庙祭祀孔子，这就是后人熟知的文庙。

可以说，文庙是由学宫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特存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两千年封建史里，在官方的有意推动下，尊孔、拜孔、祭孔被抬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普通老百姓只知有文庙，不知有学宫。清道光本《凤凰厅志》写道：“学校王政之本也，立文庙以祀先圣先师，又学校之本也。”这句话清楚表明了官方对建学宫、立文庙的重视。封建时期的统治者们认为，学校是国家政治的根基，而在学校里修建文庙祭祀孔子，是培养学生尊师重教、忠君爱国思想的重要手段。

明清时期，文庙建设达到顶峰，成为每座城市的标配建筑。据相关记载，到清末时，全国的文庙总数共有1560座。当时国家行政区划是18个行省、200多个府、200多个州和1358个县，其中有不少府州和县级公署都设在同一座城市。由此可见，文庙在全国县一级城市的覆盖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

二

虽然学宫与文庙已合为一体，但在官方正式行文中，还是将文庙称为学宫。毕竟祭祀只是教化手段，培养人才方为根本目的，叫学宫显得正规、严肃和高大上些。乾州文庙的创建，就生动体现了官方对学宫这个名号的看重。传世的《新建乾州厅学宫记》《重修学宫记》《乾州厅建学记》等文章，详细记述了乾州文庙的创建过程。这几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标题和内容都写得是学宫而非文庙。其中有两篇《新建乾州厅学宫记》是同题文，作者分别为清雍正年间的湖南学政习寯、乾州厅同知沈元曾。习寯作为省厅官员，受沈元曾邀请为新落成的乾州学宫撰文作记，文章站位较高，主要阐述教化的功用，国家对教育的重视，表明了乾州修建学宫的重要意义。沈元曾作为乾州厅最高长官及主导学宫修建的话事人，文章主要记述乾州学宫修建过程、建筑规模和参与建造者的功劳。就史料角度而言，沈元曾的文章更有研究价值。

按沈元曾文章记述，乾州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镇溪军民千户所改为乾州厅以来，二十年间没有修建一所中高等级的官办学校。其间地方士绅几次请求官方建校办学，均未得到上面足够重视。当时乾州属辰州府管辖，据评估修造一所学宫大概需要七百多两白银，礼部不愿出这笔钱，要辰州府下属各县筹集捐助。这种自己出钱给别人办事的傻子行为，哪个县愿意干，于是久拖不决，不了了之。雍正六年（1728年），沈元曾由沅江县令调任乾州厅同知，作为正统儒学出身的官员，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孔子。结果真相让他大吃一惊，整个乾州城竟然没有祭祀孔子的文庙，孔子塑像就摆在某寺庙大雄宝殿佛座下方，只能分享佛祖的香火。

至圣先师在乾州遭受的寒酸待遇，让沈元曾这个儒门弟子深感羞耻。他暗下决心，任内一定要修建乾州学宫和文庙，在苗疆推行教化、大兴儒学。第二年秋天府试时，刚好湖南学政习寯来辰州巡视监考。沈元曾抓住机会，向习寯汇报了乾州设厅以来二十年未建学宫的内情，请求省里支持自己创办学宫。习寯一听，设学施教、宣扬德化是自己的份内事啊，而且朝廷正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个事有助于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于是极力赞成，并当场拿出40两白银第一个捐款。

沈元曾得到上级支持，干劲十足，回来就召集全城士绅商议建校办学之事，大家一致赞成。沈元曾自己带头捐出半月工资，按《乾州厅志》记载，当时厅同知的年薪分为三大块，分别是俸银80两白银、养廉银600两、办公银200两，全年正当性收入880两白银，折算成月薪的话，每月大约有74两。沈元曾捐出一半月俸，也就是37两。这里面是有讲究的，按照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凡事不能压过上司，习寯捐银40两，沈元曾比他少3两，既展现了对上官的尊重，又表达了自己对创办学宫的重视。别看两人只捐几十两白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因为下面的皂隶、禁卒、捕快等职员，年薪只有6两白银，折算下来每月工资仅5钱银子。在两位大人倡导下，州城所有官吏、士子、乡绅，还有众多平民百姓，无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连互不统属的军队那边，自游击以下，各营哨军官都有捐助。

乾州学宫于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初三正式动工修建，当时资金没有筹备足数，大家商议先修再说。于是修筑了周长18丈、高3尺的石台，上面建大成殿5间，殿内供奉孔圣人和四配十哲。殿门外修设有青石月台、拜墀、甬道。大成殿前并修有东西庑各三间，供祀七十九先贤、七十七先儒。再往前是三间戟门，左右两边修建有乡贤祠、名宦祠各一间。乡贤祠奉祀本地有官职的出色人物，名宦祠奉祀来乾州为官有政声的外地官员。院子里同时修有泮池、棂星门、影壁、黉门。整个工程耗时两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完工。学宫坐北朝南，进深约80米，横宽约60米，四周筑有土墙与外隔绝。因财力不继，里面预留了崇圣祠、明伦堂等建设用地。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钟继任乾州厅同知，才动用公款进行补建。不过张钟在乾州只任职一年，次年即升任江西饶州知府，当时工程尚未完工，他只得委托乾州厅巡检鲁之基帮忙收尾。

三

虽然学宫的主体建筑是文庙，但它首先是一处教育场所，主要功用是培养人才。乾州学宫建成后，作为乾州厅唯一“县学”，近三百年来，为乾州地区培养出了大批高学历人才。在清代湘西苗疆教育体系中，私塾作为民办教育机构，在民间最为普遍，承担了启蒙教育的大部分职能。其次是官办的义学、屯馆，是推广基础教育的主要力量。然后是更高层次的书院，通过科举考试中最初级的童试后取得童生资格的学子，都可以来这里学习。学宫是厅县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又称“县学”，专门培养县里优秀的中高学历人才，即通过府试取得乡试资格的生员，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秀才。

在科举时代，只有考取了秀才，才被官方认可是真正的读书人，从此可脱离平民阶层，享受免役税、国家供给衣食、见官不跪、犯法地方上不能私自处理等特权。《乾州厅志》记载，因苗疆贫瘠，为保障生员安心读书，顺利参加科举，县里专门补贴科举盘费，每位生员每年可领取白银16两6钱，一共补贴三年。但学宫每年培养的生员是有名额限定的，可以说是优中选优，经考核认为有把握在乡试中考取举人的，才会招入学宫进行重点培养。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开始，经朝廷批准，原来的镇溪所学和后面的乾州学宫，每年可选拔培养优秀学生16人，其中文、武各8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抽走2个名额给衡阳，每年重点培养14人。照此计算，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结束时，镇溪所学和乾州学宫共培养出高学历人才2790人，其中乾州学宫有2534人。至于其他没有进入学宫享受官方补贴，只在书院就读的优秀人才，据相关史料推算应该接近2万人。

乾州学宫既然担负精英教育的重任，与学院的教学方式自然不同。除了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上丁日举行大型祭孔仪式，将尊孔崇儒的风尚普及至民间，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外，平常主要是盯紧新中秀才的继续学习。在这方面，乾州学宫管理十分严格，教官会定期对学生进行月考，省里的提督学政也会专门下来巡视，对学生进行岁考。岁科一般在乡试前举行，目的是从中选拔出最有希望考取乡试的优秀生员，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岁考又被视作乡试预考。学宫一般设有教授、教谕和训导，负责生员的思想教育和日常教学。乾州学宫因为本地读书人不多，只设一名教谕兼训导。学宫每年有4个资助名额，为在读生员提供伙食补助，获资助的生员每年可领取廪膳银三两六分，所以称为廪生。生员们学习内容除了八股文，还有圣训（皇帝讲的话）、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和朱子全集，然后就是策论、诗对等科举基本科目。校规比较简单直接，只有八条：对父母孝顺、对国家忠诚、对老师尊敬、为人正直、不准谈论政治、不准走后门拉关系、不准搞小团伙、不准帮人打官司。

有清一朝，在乾州学宫就读并考取功名者共113人，其中举人6人、贡生107人、武进士9人。出任官职者71人，其中布政使1人、知府1人、同知10人、知县级别40人，县丞、教谕以下级别19人。民国时期，学宫改为新式学堂，先后作为国立八中初女部、乾城模范小学校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夫人劳安女士、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将军、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等都曾这里读过书。历史上，乾州学宫经历过5次大规模的扩建、重建和修葺。如今完整保留有照墙、黉门、棂星门、月桥、泮池、戟门、名宦祠、乡贤祠、大成殿、东西庑、钟鼓楼、崇圣祠、明伦堂等建筑群。2013年以乾州文庙的名义，申报并成功入选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至今是吉首市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乾州学宫的兴建是一道分水岭，标志着吉首地区告别了地方教育由民办私学主导的历史阶段，进入了官办教育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民族地区汉文化教育从启蒙走向成熟的实物见证，乾州学宫对研究湘西清代的政冶、军事、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