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斌

周作人（1885——1967），是我国现代作家之一。有著名文学理论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之称的他，是美文一词的首创者，也是美文文本的践行者。

周作人的美文我们并不陌生。像《故乡的野菜》《乌篷船》《一岁贺声》《一幅画》等我们大多都读过，甚至不止一遍。《故乡的野菜》中的开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成了当今很多文人诗家借用或套袭的抒写乡愁的经典句子。他把“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即“有趣与有用”，作为写文章的两个标准，并且总是虚怀若谷地说，“想要抓住一个也还着实不容易”“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但他以美文成就的“五四”新文学文坛宿将的地位，至今坚不可摧。他倡导的作文原则，对指导现在乃至以后的写作，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遵循价值。

大凡作家都是读家，都是爱读书，会读书，善读书的“书虫”。周作人一向把读书视为“玩书”，一是始于幼时。他少时就读古文《秋声赋》等，十一岁初读《中庸》等，从小就养成了阅读古籍典藏的习惯。他说，“小时候玩过的书本里头，最不能忘记的要算七巧图了”。因《七巧图》“简单大方”，有古典之趣又有启智之美，是那时候适宜儿童阅读的重要读物。二是喜于夜读，他十分留恋一盏菜油灯闪着青光伴随自己伏案阅读的时光，认为那种“青灯有味似儿时”的味道与电灯的照读相比，享受全然相同。觉得夜读最有趣味，会有一种油然而来的“爱好与憧憬”。三是乐于挑读，周作人无疑博览群书，但他认为从前看过的许多中国旧书中，只有《诗经》百读不厌，也常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有时候也从书架上找尘土满面的外国书消遣。一个“消遣”，足以看出他把玩图书的神态。

当然，周作人从来认为“闲书”不闲，能玩着读点“闲书”是难得的读书之乐。周作人说他在二十多年的打杂度日中，虽然没有建成自己的书室，但也不必求得有书室相连，从堆放书籍的床头、几上、桌边，以及各种出行的场合，随时能偷闲看一点书就行。他在《五十年前之杭州赋狱》一文中，曾讲述自己每隔两三日去陪伺祖父一天，在祖父的狱房，除了给祖父烧开水、帮祖父冲茶、让祖父批改“起讲之类”文章、听祖父说骂人的笑话之外，多是“坐在木台上书堆与 ‘南窗’之间”的狭坐处，翻书看书，像《四史》《纲鉴易知录》等书名大多都记得，对《阅微草堂笔记》等“闲书”一直都未曾忘记，认为是值得一读“有点意趣”的“闲书”。他把这一段读书生活进一步用《花牌楼》的诗题予以充实，说自己“家住清波门，随意来自去”“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

周作人的许多美文如《炒栗子》《关于目连戏》等，就是一篇篇融入了自己人生阅历和思想感悟的“读后感”。他谦逊地把自己写下的部分文章称为“闲适文章”，作“消遣或调剂之用”。这可以看为与他“玩书”互为一致的深刻表证。一个闲书，一个闲看，一个有闲文，只有像周作人这样“玩”过书的人，才能演绎得如此地淋漓尽致。

读书之乐陶陶。正因为把读书当作“玩书”，读书的乐趣方能心领神会，方能将“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钟叔河语），方能 “兴之所至”而“随意写出”。

周作人的“玩书”，从表面看似乎轻松、随意、乐达，其实是充满智慧与神力的善读、苦读、勤读功夫的表现。周作人活到了82岁高寿，与他的长期“玩书”自有一种因果关系。在当今信息渠道多元、阅读载体多样、生活方式多态的情势之下，如果把传统的纸质读书当成一种愉悦性灵和身心的享受，当成一种与字对语、与文共鸣的境地，当成一种随想随看、与书常伴的常态，而不是一种心灵的负担、精神的包袱，那就离“玩书”不远了。

那么“玩书”，实在是一种读书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