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斌

如今的糍粑，几乎每天都可以买到。超市的食品柜、市场的货摊上，甚或街道流动的货架上，都有或散列的或包装的糍粑出售。每每听到喇叭里的播放声或卖主现场的叫卖声，都让人垂涎欲滴。

糍粑，也由孩提时过年过节才有的奢侈美味，变成了一年四季可吃、天天可享的易得常食。

这是人们生活日益富庶之后，物品充足所给予的幸福赐予。我想，现在天天都像在过年，更多的是一种饮食的充盈和丰饶吧。但我至今怀念儿时过年的糍粑香。

那个时候，刚刚迈进腊月的门槛，就盼望着年节到来的脚步声了。

过了腊八就是年。随着年节的临近，我和小伙伴在山上放牛，到林间砍柴，抑或跑到收割后的稻田和开阔的坡地玩耍，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糍粑”。一个小伙伴说，他家的糍粑泡在屋后的老方井里，直到五月半才吃完。另一个小伙伴说，他家的糍粑是吃到最后，分着三天全家人吃完的，但并没有完全饱肚。还有的说，他家总是先吃完自家的糍粑，亲戚送来的糍粑要放到最后，那些不多的糍粑上面，一般都点着可以吃的“红印”……大家在各自的叙说中，仿佛真有糍粑衔在口里，顿觉糯香就在唇齿间弥漫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我常常还睡在床底是稻草铺着，垫着薄毛毯，盖着薄棉絮的被窝里，就依稀听到外面传来的糍棰起落的声响。于是立马起床的我，简单的洗漱后，就匆匆地赶到与我家老屋间隔一条田坎的堂伯家去了。

正在扬棰的是我的堂伯和堂叔。他俩都脱去了冬天常穿的上衣，把贴在手上的衣袖往肩臂拐卷了起来，一上一下哼哼地打着糍粑。我注意到，伯叔舂糍粑，是有着多年的默契的，将蒸熟了的盛在糍槽里热腾腾的糯米，什么时候从外往里舂，擂压多少下，舂打多少下，就可以双棰靠拢、将冒着糯香气的糍团挑起，送到桌子上或门板上，他们都是心中有数的。

我与比我长两岁的堂伯儿子，还有闻声赶来的伙伴们，在看着热闹的同时，不时从长方形的桎木糍槽里，或黏在糍槽边或里侧的不成形的糍粑剩余，有时是一坨坨，有时是一丝丝，不容分说地抓起来就放到嘴里，尝起新年糍粑的鲜儿来。堂伯母、叔母以及我的母亲，则在用手沾着蜂蜡，先是将倾在板面上的糍团滚抹几下，接着用双手手指将糍团一鼓一掐，一个个圆圆的、扁扁的、软软的糍粑，就凸显在桌面之上。隔一会工夫，又要翻转一下粑面，使其不至于变形、粘板。伯母还负责从灶屋中的铁锅蒸桶撮舀糯米。她在鼓捏糍粑的当儿，随时掌握着倒倾糯米的火候。当然，伯母也会让我们几个参与翻转糍粑的事儿，让我们品吃完整的糍粑。末了，还会让每个孩子带上几个糍粑回去，让家里人分尝糍粑的鲜味。

吃糍粑，那时候最多的吃法是蒸熟后撸着油麻红糖粉或沾着红糖汁吃，这种吃法多是待客之用和主餐之备，一种糯香、润甜的味道充斥舌尖，将滴落在桌子上的糖粉、糖汁用手指抹起，放到嘴里舔尽，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也爱吃母亲将白菜与糍粑一同煮熟的美味，常常是连碗里微绿的汤都喝得一干二净。自然，我喜欢坐在火塘边，将糍粑慢慢地翻面烤熟，糍面能够冒出气泡，出现焦黄色之后，摁一下全部软绵了，就可以入口了。这样的糍粑，就是净吃，倍觉脆糯纯香，为儿时放学后，山夜里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诗意。

在吃着糍粑的时候，过年的气氛就洋溢在眼前了。其时，在孩子们看来，乡间的年着实没有糅杂的成分。无非就是餐桌上多几道鸡、鱼、鸭、腊肉、灌肠等之类的菜肴，小孩子尽可以在这天放开肚量吃满足而已。每家的堂屋和门扉，都会贴上红艳艳的对联。大人们的内心伴随着火塘的火苗，又开始升腾新的一年的种种打算。已经舂好了的糍粑，大部分还在屋里正堂晾着，没有放进有水的瓷缸、瓷盆储藏。过年期间，除了供一家品吃，还要充当祭拜祖先、神灵的物品和走亲访友的礼品之一。

无粑不成年。现今的年，糍粑依然是多数人家必备的食物之一。糍粑，或许对于其时的孩子们，挥之不去的最具象征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过年物象，也是当下的孩子们认知传统民俗、传袭春节文化的载体，成为难以割舍的乡情。

这个时候，为过年准备的糍粑，就在承载人们对家的温暖，对亲人的团圆念想之后，越来越瓷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