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范 诚
韦俊知道，想投降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很不现实。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作为太平天国将领，与满清势不两立，所以绝不会投降满清旗人官员，这是底线。
胡林翼曾是他的老对手，两人围绕武昌城明争暗斗好几年。胡林翼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并且还曾是韦俊的手下败将。口里说得好劝他投降，其实不一定会真正放过他。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一直很密切。两人不仅是湖南湘乡同乡，也是诗书文章的同道。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葆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后来又主动与罗泽南结成儿女亲家。有着这种铁血关系，曾国藩绝不会放过他。
韦俊觉得，湘军将领中，杨岳斌倒是个人物，不仅打仗厉害，而且行事公平正派，讲义气，有担当，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物。于是想方设法与杨岳斌联系，传递出想投降的意思。
他向杨岳斌递书，主动提出投降的几个实际行动，一是献出池州城；二是上缴官印百颗；三是以自己家属为人质，邀约湘军水师一同攻取芜湖，表示要向清廷献上一份见面大礼。
太平天国从来没有如此级别高的大员投降，杨岳斌还有点不敢相信。虽然韦俊表达了诚意，只要求湘军水师以炮船协助，他就可以攻下芜湖，待事成之后再为他上奏。但是，杨岳斌为稳妥起见，还是将此事上报给官文、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大家也是将信将疑。
曾国藩是湘军的领袖，也是杨岳斌的直接上司。杨岳斌把韦俊的三封书信一并寄给曾国藩，请曾国藩拿出意见。
曾国藩因为韦俊守武昌时对湘军的多次挫败和罗泽南之死，对韦俊可谓恨之入骨，成见很深，表示千万要慎重。他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十月初十《复杨岳斌》的回信中说，韦昌辉被洪秀全、石达开杀害，事情发生在咸丰六年九月，差不多三年了。何以到现在才请投诚报仇？想来是因为他占据的池州地方太小而贫瘠，他们军队人多，没有食物来源了。东有芜湖的太平军，西有建德杨秀清族弟杨辅清部队，北有安庆陈玉成部队，他们与韦昌辉韦俊一家都有血仇，所以他是穷途末路了。并且，他担心清军水师东下，发起进攻。所以，希望通过投诚而获得一线生路。至于他说的报家仇，则是托词而已。这事如能办成，可以令他先剿建德，或先攻芜湖、太平，只要克复一处，则皖南一面就省了许多兵力，皖北进军亦无顾虑，这是很好的办法。接着，曾国藩特别强调：
“鄙意第一须问明该逆兵数实有若干；第二须问明投诚后何处得食。若仿李世忠、张漋之例，拥众数万，占踞一方，则后患甚大，断不可行；若只身归命，或仅带数百人如张殿臣之例，则操纵在我。立功后一面入奏，一面将其党资送回籍，专留其头目亲兵编入营伍，官给银米，毋仍盘踞地方，掳索百姓，方免无穷之患。至水师下剿之说，该逆本在陆路，不能害我水师，然亦须暗中防备。想麾下自有定见，统希相机详酌妥办，示知为幸。”
这是曾国藩最初的态度。
接到曾国藩的复信后，杨岳斌根据事情的进展，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曾国藩于二十四日收到信。十一月初二，又写了《复杨岳斌彭玉麟》，信中表示了他的怀疑。其信如下：
“韦逆投诚，本难深信，据称派古、刘二酋下攻芜湖，中途生变，情节颇为支离。至献池城、送家属为质之说，渠既自食前言，又变此计，池之得失，何关紧要，乃其穷蹙遁词，仍欲占据一州之地以观望耳。将来我军东下，池州不难攻取，所难者独芜湖也。鄙意韦逆于咸丰五年重陷武昌，抗踞二年，其罪极大，若果能取芜湖以自赎，尚可宽其一死。今该逆不能践前言，则我宜严绝之，不必责令保守池州。盖责以保守土地，是已许其降矣。许其降而不为之出奏，则无以示信；若为之出奏，则彼得借口以霸占池州之土，鱼肉池州之民，是庇一元恶大憝而无益于军事，有损于民生也，殊属不值。鄙见如此，未知当否？若阁下业已允许，或目前暂为羁縻，不绝其投诚之望，亦是一法。二者尚祈商酌施行。”
这中间，又出了一次乌龙事件。就是曾国藩信中提到的韦俊派古、刘二酋下攻芜湖，中途生变事件。
杨岳斌在当年十二月十二《韦志俊投诚后力战情形折》中详细介绍了前后经过。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八，杨岳斌收到湖广总督官文转来的十一月二十四的上谕：“前据和春奏，池州逆首韦志俊投诚效顺，献出城池，所部之众已由总兵李成谋等带赴杨载福水营安插，并设法防守池州各情。”
从“上谕”中可以看出，咸丰帝已经同意杨岳斌接受韦俊投降，下一步，就看韦俊的表现了。
杨岳斌接受韦俊投降以后，便准备联合进攻芜湖。十月初四，杨岳斌派遣部下总兵李成谋、副将李朝斌、参将刘正隆等各率战船，千总李楚材率步兵二百，开赴池州会同攻守。
初七，韦俊派部下头目古隆贤、赖文鸿、刘官方、黄汶金等率队去袭击芜湖。因为思想工作不细致，这四个将领在途中叛变。初九，他们率领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反攻池州城。
韦俊得知情况后，与李楚材率队迎击，刘正隆带舢板驶入城西湖内，向叛军连开排炮，击毙叛军众多，叛军开始退去。杨岳斌知道后，带艇船总兵李德麟赶到，会同防剿。
十二、十三两天，叛军又联合起来进攻，都被官兵击退。叛军于城外西北扎营。
十三那夜五鼓时分，叛军运来长梯，骤然扑到城下，准备攀登城墙。李楚材率部急出截杀，韦俊领数十人从城墙上缘索而下，奋力冲杀。水师也趁机施放排炮，压住了叛军的气势。李德麟、李成谋等派韦俊、李楚材带队防守陆路，李德麟、李朝斌督水师坚守城北塔下，扼守东北二路之要冲。李成谋带炮船绕湖而入，阻挡西门外大路之右。刘正隆带炮船穿桥而入，阻挡西门外大路之左。
十四那天黎明，叛军率大股人马来到北门外，准备进攻李楚材营。李德麟、李朝斌开炮迎击，李楚材、韦俊同时出战，杀入核心。李楚材身受四处创伤，负伤力战，叛军受到顽强抗击，四处溃散。韦俊、李楚材等乘胜追杀二十多里，杀得叛军尸横遍野，夺获旗帜枪炮器械很多。奔进西门大路的叛军，经李成谋、刘正隆炮船夹击，轰毙无数。
此次痛剿之后，古、赖、刘、黄等叛军逃遁到青阳、铜陵等处，穷途末路，就地休整。不料，这些叛军暗中串通杨辅清，纠合两万多人，又来攻池州。韦俊投降后，淘汰遣散了一些老弱兵卒，实际守城的只有一万多人，粮草不足，城内人心不太稳定。彭玉麟于十一月十三日亲率三营奔赴池州，召集韦俊等大小头目开会，一边安抚，一边布置守城。
十五日，太平军集中兵力进攻，经彭玉麟率水师各营和韦俊、李楚材等协同抵抗，又一次击退太平军。彭玉麟安排妥当，于二十日回到黄石矶，与杨岳斌共商战事。
二十四日辰时，太平军率大部队窜到柳波矶地方。李成谋、李朝斌、刘正隆各带炮船迎击，击毙太平军不少。
太平军撤退，隐藏在民房，或潜伏于山中，手持藤牌、洋枪、抬炮，或隐或现，以引诱清军。湘军水师炮不能攻击，只得严阵以待。过了不久，李楚材等带队冲进太平军阵地，太平军一阵大乱。湘军水师趁机进攻，太平军开始退去。
二十五日，太平军又率大部队侵扰柳波矶、青溪关一带。李成谋、李朝斌、刘正隆等各督炮船轰击。李楚材也从陆路攻打，太平军仍扎营不退。
二十六日，太平军蜂拥来进攻炮船，城内韦俊率队来支援。太平军很快分为二股，一股进攻旱队，一股进攻水师。湘军连放排炮，轰击太平军。太平军也施放洋枪，子弹如雨点般射来，湘军千总谢如友力战，中枪阵亡。当时，内港水干涸，湘军炮船不能停泊，柳波矶是出入要口，堤岸高耸，太平军扎营矶上，将湘军水师隔于外面。杨辅清等督率太平军环攻城池，韦俊、李楚材与太平军昼夜交战，军士相当劳累。太平军悬出重赏，要韦俊、李楚材二人的人头。
三十日戌时，韦俊正在城外打仗。突然，有奸细在东门打开城门，迎接太平军。太平军一拥而入城内，于是，众军开始巷战，死者数以千计。池州府城于当日陷落。韦俊收集残部，驻扎在泥湾，以备再战。
因为这次乌龙事件，所以曾国藩对韦俊更加不信任。反倒是杨岳斌，凭他的感觉，始终觉得韦俊是真心投降的。只要利用得好，湘军可以减少很多战事和不必要的损失。所以他在折子中说：
“臣复查志俊悔罪来归，与数万悍贼力战月余，屡获胜仗，斩馘不可数计，徒以众心未一，始致池城不守，其败后犹复相从者，当必更无贰志。惟刻下饥寒交迫，实堪嶙悯，臣现札调韦志俊领众前来张溪镇，就近安抚。一面计点人数咨呈湖广督臣官文、江宁将军臣和春，如何筹给口粮，出自逾格天恩。”
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还是表现出对韦俊的不信任。十二月初二，曾国藩接到彭玉麟的来信。十二月初五，曾国藩写下《复彭玉麟》，对韦俊之事，做出交代，其信中说：
“韦志浚事，仆久知其不可恃，盖穷蹙之至，又不得人心。其云攻芜湖者深为可笑，渠能攻则早攻之矣。彼若逃入水营，阁下决计杀之，极是！极是！厚庵迟迟未奏，正自稳重。闻和帅已奏，寄谕令官揆帅查，阁下与厚庵办理，尚无急于见功之意，可慰！可慰！”
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韦俊是极不信任的，也是决计杀之的。只有杨岳斌，始终在斡旋，反复为韦俊说好话，争取曾国藩和皇上的信任。最后，在杨岳斌的信任和感召下，韦俊投诚了杨岳斌。
韦俊的投诚，是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信仰的崩溃，开了太平天国高级将领投降清朝的先例。其后，李昭寿、薛之元、苗沛霖、程学启、“苏州八大将”等高级将领，纷纷效仿，投降清军，给太平天国后期战局造成了巨大灾难。
其后，为了表现自己投降的诚意，也为了表达对杨岳斌的知遇之恩，韦俊希望通过战争，来表现一番。
1861年，清军围攻安庆。5月，韦俊联合清军进攻安庆的咽喉要地——枞阳。
枞阳，安庆咽喉要道，是皖南、皖北军队调动必经之地，更是安庆东路主要粮道。
韦俊亲率一军进攻枞阳，截断了安庆东路补给线，给太平军英王陈玉成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在论到此战的意义时，胡林翼评价道：“安庆之要在枞阳，不得枞阳，即屯兵城下一二年，贼可徜徉自如，暇则来战，不暇则游行他处，我不能谁何也？”（《胡文忠公遗集》）此战过后，韦俊被清政府封为参将，驻守安徽池州。
在围攻安庆的时候，韦俊更是大败陈玉成所部，导致陈玉成被洪秀全猜测和排挤，加速了陈玉成的灭亡。1862年，韦俊又配合曾国荃的部队攻克宁国府（安徽宣城），被封为副将，加总兵衔。
纵观韦俊投降杨岳斌的前后经过，可以说，韦俊是选对人了。正因为杨岳斌的“特别关照”，使韦俊成为太平天国极少能得到善终的高级将领之一。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决定裁撤部队，韦俊也被解除兵权。一年之后，韦俊带着韦昌辉的儿子回到广西金田老家省亲，并修建昌辉祠。但他的行为并不被乡人理解，有人仍称他“叛徒”。韦俊觉得，故乡已不欢迎他了，于是决定定居芜湖。1884年，韦俊病逝，享年57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