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成为大热词汇，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论。

理解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新质生产力”？从学术视角来看，地缘政治的变化只是外因，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内因，也就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中央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因为我们原来粗放型、高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符合我们发展阶段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战略价值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1月31日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第十一次集体学习，重点就是新质生产力。中央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这里面有几个点很关键，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打底。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产业支撑。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能满足战略上的攻防两用。

如今的世界也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中国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未必还能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有再学习、再追赶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远远超过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也是中国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

新质生产力还远远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新概念，现在还无法精确统计其经济规模，但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与其在GDP总量中的占比来看，恐怕很难超过20%，因此，“旧质生产力”依然是我们的基本盘。

中央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就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把“旧质生产力”一下子停掉，那样的话，经济会严重失速，反而欲速则不达。

数字经济就是一个典型，大家关注的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美团、百度等，属于数字产业化，但中国更多的产业和企业属于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旧质生产力”，传统产业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产业数字化才是我们的基本盘。

因此，我国作为大国，两个优势都要充分发挥才是正道：一个优势是大国人多、人才多、创新资源多，而且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多集中一些资源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个优势是大国范围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大，自己内部就能形成一个雁阵，实现产业的梯度承接，先进产业逐步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

此时，各地政府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学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原则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创新，但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

关于创新，一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分别是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这五大类中，其他四类产业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去发展，以市场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势利导的次要角色。只有战略型产业，即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的产业，即使不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政府也要重点扶持发展，亲历亲为。其他四类产业的主力棒都应该交给市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市场和企业家又怎么去创新？最关键的就是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

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才有可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本进行创新，投资者既分担创新的风险，也共享创新的收益。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巨大的短板，必须补齐。当然，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还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

创新需要长期的试错，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执法，企业家就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不敢做长期、高风险的投入。法治环境最关键的就是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的创新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用掰手腕思维代替反垄断思维

国家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管理在不断改善，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不可否认，创新的主力还是要由市场担当，尤其是民营企业。

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我们在战略上要做一个必要的调整，那就是从反垄断思维转变为掰手腕思维。

但传统的反垄断思维今天遇到两个挑战。

第一个是技术的底层穿透性不断增加，跨界竞争越来越容易和普遍。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不是超过了50%，甚至80%，还要看企业是不是属于新质生产力，能不能代表中国与国际巨头“掰手腕”。

当然，资本不能干政，企业不能无序扩张。

政府还要在监管方面努力创新，跟上时代。

当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级的无人区，没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管制度可以借鉴时，我们的监管该怎么做？这时候，我们恐怕不仅要允许企业试错，还要改进监管模式。

只要不是与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应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再观察如何监管为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意味深长。

新质生产力仍然需要GDP这个“牛鼻子”

过去几年因为新冠疫情，我们的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呈现出密集的叠加。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减速不容易归因，甚至对我们还是不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都有了不同的理解，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已经明显下降。

因此，加快、加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放弃GDP这个“牛鼻子”。

我们一定要厘清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一定是想尽办法发展，只是在各种办法中优选高质量的模式。

因为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两种尖端技术的争夺，而是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升级迭代。

新质生产力需要正确的产业政策

我们不仅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所谓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就是相对按部就班的自然演化要增加一些主动干预。

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免税或减税胜过直接补贴。

二是如果一定要补贴，应该提高补贴质量，尽可能补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而不是盲目地直接补贴给企业。

三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

四是产业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

即便在新质生产力的领域足够包容，对于“旧质生产力”出台限制性、取缔性的产业政策也要慎之又慎，在政策出台之后要有充分的产业沟通和公众沟通，要有一定的退出时间，不能一夜之间变天。

五是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

产业政策是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政府一定要记得，“有形之手”最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公信力。

只要政府坚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建设和维护好对人民、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一定能够实现。

（本报综合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