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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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天龙八部》中，给世人呈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民族大冲突大融合时代，书中人物，除了汉族，还有鲜卑、契丹、党项、吐蕃、女真、摆夷（傣族）等民族。记得小时候学会唱的一首中国朝代歌，其中有一句“宋辽夏金相并存”，说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这很有趣。

事实上，北宋王朝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并存”的格局，归根结底与大唐帝国的民族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唐的缔造者是有着鲜卑血统的“关陇集团”，又通过征服草原的战争赢得“天可汗”的荣光，导致大唐从庙堂到民间都充满了大国自信，对于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管控都非常“大条”，体现出一种强大帝国的恢弘气量——长安城内，居住着大量的大食人、西域人、菩萨蛮以及昆仑奴，胡姬歌舞艳名远播；帝国边境，驰骋着由突厥、沙陀、党项等异族雇佣军组成的大唐边军（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都是突厥人），打击和防御回纥、室韦、奚等民族，而吐蕃则与大唐时而和亲时而彼此攻伐。这种情况，哪怕到了太监专权动辄废立君主的帝国末期都是如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崛起之时，就曾与大唐军阀“晋王”李克用（沙陀人）结盟，一起攻击大唐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唐被“全忠”的朱温窃国后，中原一带在短短的53年中（907年-960年）更替了五个王朝，最后一个王朝“后周”被赵匡胤篡夺，赵宋因此被人讥笑“得国不正”。中原之外，则演进了一大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吐蕃、大理、辽国、西夏和金国，其中大理的皇族是来自甘肃武威的汉族人段氏，国民则主要是白族、摆夷等民族。

有学者说，整个五代十国乃至北宋及其邻国，都是“大唐的遗产”。

《天龙八部》的背景板，正是这些“遗产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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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龙八部》之外的其他小说中，金庸还描写了蒙古人（《射雕三部曲》）、波斯人（《倚天屠龙记》）、苗族人（《笑傲江湖》《碧血剑》）、回族人（《书剑恩仇录》）、哈萨克人（《白马啸西风》）和俄罗斯人（《鹿鼎记》）等其他民族。

与很多有强烈民族立场的作者不同，金庸从未对哪个民族表现出情感上的偏爱，也看不见任何鼓吹民族对立的痕迹。相反，金庸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有意无意地灌输民族互信、民族互敬、民族和解、民族大同的思想。

《天龙八部》中，乔峰结拜了汉族的段誉、虚竹，也结拜了契丹的耶律洪基，还结交了女真的完颜阿骨打，鄙视了鲜卑的慕容复——不因汉胡有别，而因人品高下。

《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远赴西域撒马尔罕，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救活蒙古大军铁蹄下无数异族百姓。

《白马啸西风》中，哈萨克人苏普与阿曼，是一对勤劳淳朴、真诚善良的情侣。

《笑傲江湖》里的蓝凤凰，苗疆五毒教主，却在金庸笔下十分真诚感性，对待汉人令狐冲非常友好善良。

《书剑恩仇录》中，以反清为己任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每次面对乾隆都为其所骗，与其说是因为性格优柔寡断，不如说是因为心系苍生，颇有某种“谅解”的心思在里面。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出身混混，却要比陈家洛简单真实得多，他既不愿意害死作为少年朋友身份的康熙，也不愿害死作为明君身份的康熙，同时更不愿意害死天地会的兄弟，最终喊出一句“老子不干了”才觉得舒坦。金庸还借用康熙的话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

最极端的描写，来自《神雕侠侣》。女真金国的遗民、无知少女完颜萍要杀契丹辽国的遗民耶律楚材，因为在她眼里，耶律楚材是蒙古人杀害她父母亲族的帮凶，所以她要报仇；然后，被完颜洪烈害死父亲、在蒙古长大的郭靖，却又收了完颜萍做徒弟——从这里看，金庸不仅希望“谅解”，更希望“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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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在金庸的心中，早有“中华一家亲”的莫大智慧。

因为只有把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党项、吐蕃、蒙古、苗瑶等等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都当成中华大家庭中的一部分，才写得出这样毫不偏颇的铿铿真言，才刻画得出乔峰这样宽广豪迈、义薄云天的盖世英雄。

乔峰，金庸世界的第一英雄。

乔峰，为了所爱之人、所负之责、所信之义敢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世英雄。

你管我爱大辽还是大宋！你管我叫萧峰还是乔峰！

在以一身之死换取辽宋两国刀兵不加、胡汉两族万民存活的那一刻起，乔峰，或者萧峰，就从以武犯禁的草莽英雄，升华为“中华”这个完整概念上的民族英雄。

因为宽容和包容，最终通向安居乐业的繁荣。

看金庸小说，潜移默化中，就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