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简单地说，离别的情感大都生成于将要或者已经出现的空间错位及弥合错位的艰难与尴尬。或者说，是离别者与被离别者无望处于同一空间而只能用离情别绪去填充与缝合。南北朝时期江淹的《别赋》首先列举的就是空间错位生离别：“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可谓体察精微。这大概也是古代的离别诗词明显地要多于现代的重要原因吧！如果以此而解读苏轼的《江城子·别徐州》，可能更容易触摸到它离别的深沉情感及生成密码。

《江城子·别徐州》写于苏轼罢徐州任而改知湖州的1079年3月。词写道：“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融融，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泗水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不难理解，词人抒发了与徐州“佳人”(未必一定是女人或者只是女人)的依依惜别和别后思念的深笃情愫。

据洪柏昭《三苏传》说，“徐州任期将满时，苏轼曾上书要求调江浙一郡，后来又把目标放到四明，但都未能实现。”依此可以推知，期望的就任地与实际就任地的差距应该在苏轼的心里产生过强烈的空间错位失落感，而这种空间错位失落感必然会在词作里获得艺术的强调和再现。词的题目“别徐州”，用地名而非人名，用地理空间替代离别人设，显然不是简单的借代运用，而是词人与离别人设因空间错位而形成的消磨不去的心理印记的深刻折射。

词的起句劈空而来：“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就包含深沉的空间漂泊感。“天涯流落”说明空间变动不居，不断错位。这必然不符合一般人情对空间稳定的期望值。何况，“天涯流落”在苏轼这里并不只是一种饱含诗意的陈述，而是自身官场经历痛彻心扉的情感故事演绎。史书告诉我们，从入仕到离任徐州，苏轼先后任职凤翔、汴京、杭州、密州、徐州，现在又要马上远赴湖州任，不正是“天涯流落”么？不正是“既相逢，却匆匆”么？固然，“天涯”未必就是真正的天涯，而可以是苏轼精神寄托地以外所有地方的指称。但是，苏轼的“流落”感应该是刻骨铭心的。我认为，苏轼的精神寄托地可能有二：一是帝王所居的帝都汴京，二是亲人所在的故乡眉山。如果结合苏轼当年与朝廷改革一派思想和精神上的各种疏离，以及遭遇到的各种排挤和打压的事实背景，也会发现，苏轼的“流落”不仅是空间上的错位、身体上的漂泊，恐怕更多的还是无以言说的思想与精神上的错位感和无所皈依感。因此，在这样的空间背景和心理基础上引导出的“别徐州”，就必然具有无以言诠的心灵之伤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迷离而深广；“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魂悸而魄动！

而“春纵在，与谁同”所包含的时空错位感则更加值得玩味。“春纵在”是说时间，是一种时间上的“在”（停留）的假定。因为假定，让时间出现停居不逝的可能性。“与谁同”是说空间，说空间不能随着假定不逝的时间而停留。其实，时间是最不可能不逝的，然而词人却让它停了下来。词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艺术想象呢？他就是要让可停的时间成为不可留的空间的鲜明参照物。空间既然不能停留，那么即使可被停留的时间里的一切也将成为回不去的从前。于是，空间的错位以及错位后的痛楚，都是即将到来的必然，也将成为离别者和被离别者所必须接受的客观事实。空间竟然背叛了时间，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悲怆和苍凉呀！同时，在时间的参照里，我们看到了词人对空间错位的无可奈何，也看到了眼下离别和别后相思的不可避免，情何以堪！而此时与徐州缱绻难别的苏轼，尚不知道在湖州任上等待着他的颠覆其命运的“乌台诗案”，否则苏轼的“别徐州”就是真正的“怎一个愁字了得”了，痛何如之！

词下片的“背归鸿，去吴中”所呈现的空间错位感尤其复杂而强烈。春天来了，鸿雁由南而北飞曰“归”，苏轼的庙堂之君也在北，北是他心之所系的归处，所以与归鸿同向同行才符合苏轼的空间期望。所以，别徐州，难，而别徐州后竟要背道而驰，北辙南辕，“背归鸿，去吴中”，就更是难上加难，内心的酸楚和不舍也就在其中了。同时，为了强化这一错位，词人抛出三个地理空间位置：彭城（徐州）、泗水和淮水。由于水系相通，彭城、泗水和淮水可以说具有空间同位性，甚至帝都汴京也与它们处于同一空间位置上。处在空间同位上，当然不太会有令人凄苦的当前离别和别后相思。可惜吴中湖州，不仅与它们不在同一水系（空间），而且与彭城、泗水和淮水共同构成的偌大面相比较，是一个孤零零的偏远的点，两者出现了反差鲜明的严重空间错位。因而，他与自己的徐州朋友不得不在错位的空间里各自咀嚼深入骨髓的相思。况且，前者的同位空间里还有帝都汴京！如此看来，词人“背归鸿，去吴中”的情感，就不单是“别徐州”那么简单了，它还可能包含“背帝都”的仕途风险。这对于想有所为、能有所为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必定是最不情愿也无法承受的心灵伤痛。也许苏轼知道，现在的朝廷改革一派如日中天，他还不能回去，其实也回不去，但是，“背”的惆怅和失落仍然不能不满满地充塞于他的心间。

苏轼为官清正，勇于任事，在徐州做过不少关乎民瘼的急事、大事，譬如黄河决堤后的抗洪抢险，徐州干旱后的祷雨求丰，因而受到吏民们的钦敬和爱戴，甚至出现过“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苏轼《浣溪沙》）的连自己也不能忘怀的激动场面。而将要去的吴中湖州怎么样，苏轼自然不好想象。因此，苏轼的告别徐州从情感和思想上都是五味杂陈，翻江倒海，甚至怀揣着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隐忧，绝对不会轻松。离情别绪一旦被隐忧所濡染，就平添了无法承受的重量。难怪他即使踏上了离别之路，仍要不时地“回首彭城”，大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凄凄况味！

而最可怕的是，空间的错位带给词人的将有更大的隐忧：“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本来，有相思，就有慰藉和排解相思的办法。把自己的相思通过快捷而有效的途径传达给被相思者，然后收到相当的回应以互相慰藉，就是其中的一种。李白就曾“寄愁心与明月”，随王昌龄“直到夜郎西”，带给流放途中的王昌龄多少的安慰啊！同理，湖州的苏轼与徐州的朋友若能互寄相思，离别的痛苦和相思的孤寂也许就会得到一些消解而不至于那么深重了。可是，湖州与在楚江东的徐州出现了空间错位，湖州的水并不像泗水与淮水那样能够相通，能够流到徐州去，相思也就失去了寄送的载体和渠道。于是，湖州的相思是湖州的，徐州的相思是徐州的，阻隔不通，无以倾吐，更无以慰藉，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而彻底地“无计可消除”了。试想想，他们各自要承受多少的别后相思呢！

阅读苏轼的《江城子·别徐州》，总觉得它不像一般离别诗词那样单薄，情感和思想都显出太多的复杂和深刻。这应该与词人对空间错位的独到把握和理解是分不开的。而且，一首短短的词作里，一连串的地理空间概念相继出现，处处错位，又或互成参照，或铸就反差，让读者对词人与朋友不得不置身离别的环境和愁绪而不能自拔的情形感同身受，这种艺术的感染力量的确是少见的。苏轼带来的唯美感觉是我们不能或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