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悠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越是读到后面，越是万分喜悦，又让人依依不舍。那样的文字，如颗颗晶莹的宝石璀璨夺目；那样的思绪，如清新的晨光，穿透又蔑视一切的无知和压迫。

作者在此书的开头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作者假设了一个场景，在十月的一个天气和煦的日子，自己穿越一片草坪，一个男人挡住了去路。当到达图书馆，又有一位绅士不准她进去。走进了一个教堂时，那些人群，行色匆匆、面目模糊，依旧让她觉得格格不入。

这种种的状况，让作者意识到作为女性的她，无法融入十八、十九世纪的男权社会。但越是这样，她认为女性越是要争取权利，越是要找到自我、找到位置，并通过写作让女性成为富有灵魂的存在。但在这条求索的道路上，充满了漫长的艰辛。

当时的男权社会，女性没有财产权、没有自由，被贬低、被当成玩物，或者只是用来传宗接代，只是做家务的工具人。他们觉得女性的头脑再进化几十年都比男性头脑劣质。如果当女性拿起笔，更是一个狂妄之徒。书中写到女性当时被如此定义：“良好的出身、时尚、舞蹈、装扮和玩乐，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写字、读书、思考或探究，遮蔽了美貌，虚度了光阴，搅扰了他人征服我们的青春。”

女性作家在这样的压制、逼迫下，并没有屈服，她们一代又一代的顽强反抗，在缝隙中艰难地成长起来。

那时候，贫穷的女性是无法写作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没有机会去写东西，也只有贵妇们慢慢开始写作，但她们的写作是无意识的，只是把写作当成消遣和娱乐。如温切尔西伯爵妇人、玛格丽特、多萝西等人的写作。而贝恩太太却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向世人证明写作可以挣钱，不再意味着是荒唐的行为，而是有了重要的实用意义。

十八世纪时，不少女性开始做翻译、写小说来贴补家用。到了十八世纪末，女性脑力活动领域更加宽泛，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大胆写作。简·奥斯汀没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她可以摒弃琐事的干扰在大厅里写作。勃朗特姐妹也开始专注于写作，写作变成了一种事业和心灵寄托。于是，女性随着自我的觉醒，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进步，除了写诗、小说，后面开始写旅行、批评、研究和学术。

但她也说道，后者的成就，需要感谢前人的铺路，所有女性都应该向贝恩太太的坟墓献上花圈。书中这样写道：“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

而女性的小说创作，容量极大，抵达的深度很深，在男权社会，面对老学究的告诫、批评，从不退缩，她们展现出女性最诚实、最真挚的一面，如作者所说：“她们的创作力渗透了墙壁，远远超出那些砖块和灰泥的容量。”

最具代表、最成功的女性作家之一简·奥斯汀，她在极为简陋、充满琐事干扰的环境下写作，内心却一片平静，文字里没有恨、没有苦，也没有恐惧，更没有说教。可能其唯一的不足，在于她的眼界狭小，很少出门，只待在自己的闺房里，于是也不会奢望更多的东西。而这时，她的才华刚好契合自己的生活，可以最大极致地展现出自己思想的魅力。

作者在书中还讲到了写作上的雌雄同体。男女写作的深度、广度，需要相互渗透和融合，才能达到升华。书中假设了在莎士比亚时代，莎士比亚有一位与他一样天赋异禀的妹妹，但妹妹即使也渴望写作，并不断挣脱社会给予的枷锁，但在追逐自由和理想的路上，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因为，现实容不下和莎士比亚并驾齐驱的女性存在。

但是，如果男女写作的这两种力量彼此和谐，形成了精神上的合作关系，一个人的内心才会真正处于舒适状态。书中道：“两个性别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描述对方的盲区。”如此才能达到共赢，创造力才会如喷井似地迸发。因此作者在后面又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穿漆皮靴的女孩和一个穿红褐色外套的男孩，一起坐进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种暗示，代表着只有男性和女性的写作相融，才算是真正的文学。无疑，作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是雌雄同体的。

最后，作者带着一种思考、一种客观，一种对女性思想的启发，强烈地表达了女性写作上的努力和奋斗，能够让虚构中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复活重生。作者想通过这种形式告诉读者，只有女性通过自身价值的不断提高，最后才可以和男性作家平起平坐，以更优秀的作品立足于世界，那么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而女性的努力，也终究会让自己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且实现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

我想，伍尔夫这种对女性写作的思考，会激荡起一波又一波的创作火花，会激励更多的女性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