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凯频

一

我发蒙起初，是在本寨子马垅小学。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大队只有一到三年级。读过三年，就得走到邻近的林寨小学读高小。

要上学了，母亲用手工为我缝了一个书包，红布的，翻盖上绣着毛主席头像，很好看。

春季入学那天，天上出日头，开春后宜人的暖和。吃过早饭，在屋前的岩板坪里，母亲把那个书包挎在我肩上，叮嘱我：“到了学堂，要听老师话，好生学认字，写字，莫和别人打架。”我自然都答应了。学校太近，我常在那里玩，母亲没有去送我。

报名很简单，不要交学费，哪个是哪家的儿子女儿，老师都晓得。第二天，老师从公社挑回两箩筐课本。课本发下来，才晓得书包小了。母亲大概没看到过课本，书包只是照了语录袋的尺寸。

当天夜里，母亲照着课本的尺寸，连夜又缝了一个大些的书包，蓝色家织布的，来不及再绣毛主席头像。

二

学堂在我屋对面的村头，隔一条垅，垅不宽，就一丘水田。沿着出村的石板路过垅，走过井坎，穿过黑子和小孃屋前的坪场就到了。

校舍是按民房模式构建。一排四间，西头那间用壁板隔开，作为老师办公室，从山墙开门。余下三间是通透的，没有装壁板，共一个门进出。地面是夯实的土，经岁月沉淀和人脚踩踏，平滑光洁，或高或低。课桌是平板的，没有抽屉，也没有盒斗，和板凳一个样式，桌面比板凳厚，脚也粗许多。板凳和课桌摆放在地面，都难稳当。一块不大的黑板，撑在靠里墙的支架上，有了年份，木板已经开裂，板面上横着几条细缝，四角及边缘的黑漆有些不规则的脱落，漏出白色的底灰。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笔划时常与裂缝和底灰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没有专门的粉笔刷，一块深色的破布，被粉笔灰染成了白色。一天两天，老师拈起擦布到室外，在岩脚上摔打抖掉灰粉，弹起一抹粉雾。

不同天气，教室有不同景况。日头初升，光束越过屋檐下的墙端，把布局在枋梁间的蜘蛛网丝照得雪亮。日头接近当顶，光线从瓦缝里筛漏下来，圆圆的光斑滚落在地面。土蜂嗡嗡着飞进来，停在土墙上，选定凹处打洞筑巢。花蝶不慎飞进来，看似不对，又翩翩飞离。也有懵懂的麻雀，闯进教室，环飞几圈，形同巡视，然后寻着窗户飞将出去。这些小生灵一来，便牵走我的眼睛，也搅乱我的心思。下大雨，雨滴钻过破瓦的空隙滴落在地上，“哒、哒、哒……”声音像老师办公桌上的那只闹钟。若滴在课桌上，或某人头顶，引发一阵桌子板凳搬移的骚动。

学校学生不多，三个年级三个班，房子宽敞，外有土墙，里面没装壁板，通透的。任何一个班，能听到另两个班老师上课的声音，甚至能相互看到上课的场面。

田老师大概是负责的，因为他掌管着那只“鸡啄米”的闹钟，上课下课由他吹哨子。

三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想来是人人都要读的，抑或必有不一般的趣味，不然大家都那样喜欢。

读书似乎并不难，跟在老师后面，老师读一句，照着念一句，比谁的声音大。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先熟读，后背诵。到后来，课文越来越长，越难背，但都背了下来。起初写字，从“上”“大”“人”开始，先认字，后抄写，再默写。记住是没问题的，只是作业本上的格子太小，笔老走出格外。

算术也不费事，从数数开始，一二三四五……先是掐着手指数。到了手指不够用时，老师叫每人从家里带来黄豆籽、苞谷籽、火柴棍，摊在课桌上，翻来覆去数。阿婆不让取黄豆、包谷籽，说是要留作种子；也舍不得拿火柴，说是要两分钱才能买到一盒，太可惜。父亲砍来小木条，剁成节节小木棒，放在桌子上，比黄豆籽、苞谷籽稳当，比火柴棍好拿捏。学加减法时，就把小木棒放在桌子上，搬过来，搬过去，合拢，分开。学写阿拉伯字，歪歪扭扭，该直不直，该弯不弯。写“6”“9”反着笔顺，写“8”，写两个“o”拼在一起，中间有缝不相接，就加粗笔画。

铅笔削得尖尖的，一不小心就弄断，削了断，断了削。笔身剩下大半，笔帽上的胶擦早已磨平，然后用手剥去薄薄的铝皮箍，露出残余的胶擦，继续使用。作业本的纸张经常被擦破。

四

一个学期两次考试，期中，期末，只考语文、算术。考试也不难，基本上都满分，从不排名次。回到屋，父亲会问分数，还能满意。

期末考试结束，放假一天，等老师改好卷填好通知书（下学期开学），再去学堂时，领了通知书，参加完散学典礼，看到别的同学拿着“五好学生”奖状得意的样子，自个怏怏地回屋。

寒暑假是自己的，假期作业不多，也不少，用上三五天做完，剩下的日子，除了做阿婆编排的事，尽捡自己上心的花样玩。

一年级下学期，全校举办学习竞赛，背诵毛主席语录，三个年级分别选送同学参加。我一字不漏地背诵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为人民服务》，不警觉一下得了第一名。这让所有人和我都意想不到，老师奖了三支铅笔，三本作业本。这事震动了学校，也震动了家长，大人们在生产队劳动时，议论了好一阵。

背诵课文，完全是唱读，没有普通话的抑扬顿挫。而且只顾读，只顾背，并不明白其中很多词句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红军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不知道“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也不知道“司马迁”、“泰山”、“鸿毛”。特别是“总而言之”和“不因此一举”两句，后来到了初中才能理解。

那时特别喜欢老师表扬，一表扬，就高兴，就飘飘然。越表扬，读书越起劲，也越加认真，慢慢地，喜欢读书就成了改不了的习惯。

到了三年级，不知为什么，同学们的成绩都没有超过我。我的字也写得相对规整。名字常挂在老师的嘴边，也成了其他同学家长口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五

读过一年级，母亲离开我们去了那边，把我们姐弟四人扔给了阿婆。阿婆是旧式妇女，没读过书，勤劳，节俭，地里可以干农活，家里擅长做女红，很重家教。她管老师叫“先生”，经常告诫我，在学堂不听话，先生要用竹块打手板，大概她不晓得那竹块叫“戒尺”。

阿婆一边劳动争工分，一边操持家务，管我们穿衣吃饭，还管束我们各行其是。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起床，然后编排我们做事，打开鸡笼放出鸡，把小鸭子赶到寨子下面的垅田里，给南瓜、冬瓜这瓜那瓜的幼苗掩灰防虫，上山挑胡葱备着她做酸菜，到收割过的地里捡麦穗稻穗，到野外捡牛粪猪粪积肥记工分……凡是我们能力可做的都要我们做。在她的严厉下，我们在家里规规矩矩，服服帖帖。

关于读书，阿婆也时常叮嘱，老说现话，近乎叨唠：“读书要攒劲，读得好可以到外面做仕，读不好就只能一辈子弄泥巴，跟牛屁股。”

到了学堂，阿婆不需再管，我得以解放。我算是顽童，经常让大人不省心。我在学校或是外面做了错事，但凡老师或其他人告之，她就很生气。她觉得有愧先生，有辱斯文，一家人没有脸面。等我回屋，阿婆就骂，劈头盖脸，从“鬼崽崽”开头，然后暴风骤雨，骂到后来，就埋怨我母亲，不该把我们这几个“小冤家”甩给她，让她操心，让她费神。有时骂不足以解恨，就揪我耳朵，揪得生痛。揪过后就发热，老半天还是红的。用手摸，比平时细嫩，柔软，温润。

父亲几乎每晚要看我的作业，检查我写的字，要我背课文。我在学校或外面犯了错，轻则责骂，重则用他的大手板打屁股，火辣辣的痛。最严厉时，一手抓住我手，一手用细竹条抽打我脚杆，痛得直跳，一手护着脚摸着脚，看着扬起的竹条，躲避着打圈圈，像画圆。阿婆不忍心，抢了竹条，鞭打方得以结束。接着，阿婆一边流泪，一边埋怨父亲手重，再后来又埋怨起母亲来。

六

上体育课总是最有味的，一个星期两节，除了下雨，都在室外上。唯一的体育场地是操坪，在水井的坎上。说是操坪，并不宽阔，不够一个标准的篮球场，从来没做过操，却有篮球架，后来干脆叫了球坪。这篮球架，我看到木匠做，就在球坪上。

上体育课，大家早早到了球坪，照例是先排着队跑几圈，然后老师把唯一的一个胶皮篮球抛在球坪，之后就任由我们自己玩了。分边，抢球，投篮……篮球打在篮板上，球架总要摇晃几下。篮球时常不听话，飞到坎下的水井里，有时蹦在女人们身上，有时跳到井池里溅起一拨水花，每次把水井旁的人吓得惊叫。

球坪多数时候被生产队和社员作为晒场占用，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快乐。不能打球，女孩子就邀在一起跳房子，拈落子，挑花，踢鸡踺……我们男伢有自己的花样，捡些对抗性的竞技比赛，滚铁环上阶梯，打棒捉飞棒，打陀螺碰架……很刺激。

七

三个老师都是本大队的民办老师，属于父辈。田书记、田书仁是我同族叔叔。在学校里，我们都规规矩矩地称作老师。另一个是龙和银，名字明显有苗家人取名的习惯。

三个老师，三个班，实行包班制，每人一个班。龙老师教我们一年级，每天上了语文，再上算术。老师上课不讲普通话，一概乡音土话，也不教汉语拼音，不要学字母。

龙老师住在湾里小寨子，六七户人家。龙老师从小生活在苗区，母语是苗语，讲汉话受苗语发音影响，很硬声，但我们都能听懂。

初小三年，三个老师都教过我，两个田老师先后因为新老更替，回生产队干农活。龙老师一直不间断，后来有了好政策，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