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卜力，原名龚永全，龙山县白羊乡（现民安街道）蒲家河村糯米溪人。1935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六军团政治部任通信员。卜力先后给吴德峰、张子意等首长当勤务员和警卫员。1938年初，调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身边工作，先后任勤务员和警卫员。1942年初，在延安师范学校中学部学习，不久转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七分校学习军事。后历任独5旅作战参谋、9师侦察科长、营长、新兵团长、研究员、处长等职。1983年11月离休。2017年5月1日逝世，享年98岁。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甘肃静宁县的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西安事变后，我们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我当时是给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当警卫员和勤务员。张子意患有肺病，身体差，虽经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

1938年初，张子意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面治病一面学习。我一时间没有明确的工作可做。中共中央秘书长王首道就将我留在中央政治局机关，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当勤务员。干了一年多，我又当他的警卫员，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到1942年。

张闻天和任弼时住在延安王家坪，毛主席住在杨家岭。王家坪位于延安城西北，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首长住的地方一排修了四个窑洞，都是用石头拱的，比较安全。张闻天和任弼时各住两个。张闻天的两间窑洞，一间做书房兼工作室，一间做卧室。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大姐是我们湖南长沙人，也是从江西走过来的老红军。她有文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知识女性，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她十分关心我们警卫人员的生活、学习，经常嘘寒问暖。冬天，我们晚上站岗时，她会走出来问我们冷不冷，冷就给加件衣服。有时候首长宵夜，有好吃的，她也要给我们送一点。首长教我们识字学文化，每天学两个字，都是刘英大姐负责监督。通过几年勤学苦练，我进步较大，能看书写信做笔记。

刘英大姐十分关心我的个人进步，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1年6月，她与郝生亮（张闻天原来的警卫员）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

张闻天首长是个“大秀才”，他是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识渊博，理论造诣深。他是个大忙人，一天开会、看文件、写文章，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很少休息，也很少出门。偶尔休息时，就和刘英大姐下围棋，我们在旁边围观，谁也看不懂。他出门开会，叫我们备马，我们也骑着马跟在后面，寸步不离。张闻天平时语言不多，脾气好，性格很温和，很少批评我们，也极少发脾气。

当勤务员时，我的工作就是给首长搞好服务。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水、打饭、洗碗，饭后扫地，收拾文件，搞好卫生，工作很平淡。当警卫员时，工作也比较轻松。王家坪、杨家岭都在延安城北，相距不过二三公里远，位于几条大山沟里，相对比较隐蔽，便于安全保卫。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多。

记得刚去做勤务员时，我看见首长房间里到处都是书和资料，这里一堆，那里一沓，满桌子都是，非常凌乱。我就帮忙收拾放在一起，清理得整整齐齐。首长发现后，生气地对我说：“今后不要整理！”原来他的书和资料是分类放的，我不知道，所以挨了批评。后来，知道了内情，我就不再帮忙收拾了。在首长身边工作几年，就只见他发过这一次脾气。

1938年9月底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议题是批评王明、博古的右倾错误路线。大会由张闻天主持，并由他致开幕词。毛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场是临时搭建的一个篷子，很隐秘。整个会场戒备森严，安全工作做得严密，警卫人员高度警惕。

我那时负责照顾会场，给会场送开水，以及水果、茶叶、白糖、香烟等。政治部、总务处要送文件、资料等也都是叫我送。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可以进入会场，其他警卫人员是不允许进的。

会议选举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王明、博古、康生、王稼祥、项英等12人为全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大约开了将近半个月才散会。

1940年，张闻天和任弼时搬到了杨家岭，与毛主席是邻居。住在杨家岭的中央首长还有朱德、徐特立、王明、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博古、王稼祥住在延安机场那边。康生则住在枣园，离杨家岭有20多里路。我们经常见到毛主席，他和蔼可亲，面容清瘦，早上晚上经常外出散步。偶尔休息时，就和江青一起打网球。毛主席肯来张闻天家，主要是谈工作，有时也发生争吵。任弼时也经常到张闻天的窑洞来，张闻天却很少去串门。周恩来一般在重庆，同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

毛主席与张闻天关系融洽，每次去张闻天家谈事，谈完了张闻天就留他吃饭。常说：“毛主席，吃饭不？有辣椒酸菜呢？”毛主席也不客气，就留下来吃饭。毛主席是没辣椒吃不下饭的。他常开玩笑说：“我们湖南人是怕不辣，不辣不革命嘛！”

当时，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党的总负责人。每个星期三下午，毛泽东、康生、陈云、博古、王明、凯丰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张闻天办公室开会研究工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张闻天喜欢吃鸡蛋，每天早晨一个，是用自己稿费买的。在王家坪住时，我很勤快，看到有吃剩的饭菜，就给首长养了20多只鸡，生了许多蛋，首长吃不完。他开玩笑说：“你给我养鸡生蛋，我的稿费就省了啰！”

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物资供货紧张。边区政府实行供给制，给中央首长们配有一定数量的小米、面粉、白糖等，以保证首长营养。张闻天生活俭朴，从来不搞特殊化，他也要求我们不许搞特殊化。

毛主席喜欢晚上办公，一直工作到天亮，白天睡觉休息。我们警卫员不许有响动，如劈柴、大声讲话等。若有响声，他的警卫员就要过来干涉，怕吵醒毛主席。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他平易近人，对我们非常好。我们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都给予耐心解答，特别是算术方面的问题。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是中央顾问。徐老坐不住，经常到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巡视。中央给他配了一匹大白马，他硬是不要，平时上班总是步行。

在杨家岭，每天吃晚饭之前，朱老总就派勤务员来通知：“快吃夜饭！吃饭了好打球。”当时，机关人员都爱打排球。张闻天不打球，偶尔看一下。朱德手下有一个警卫排，他经常组织警卫员参加打球比赛。任弼时只有一个警卫班，打球的人少。机要科住在我们上面，机要科的同志就被要求帮忙联合组队。那时，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虽然工作辛苦，但大家都很乐观。

1941年，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359旅开进了野兽出没的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快实现了粮食自给。延安的部队、机关、学校纷纷行动起来上山开荒种地。毛主席亲自做表率，在他住的窑洞前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了辣椒、茄子、西红柿、白菜、萝卜等，自己除草、施肥、浇水。张闻天则带领我们警卫队和机关人员上山，开荒挖地，种上小米。他和我们一起劳动，率先垂范。我们去来都是走路，早上去，晚上回，常常累得腰酸腿疼。大家共同努力，精耕细作，当年秋天获得丰收，机关粮食自给率达到40%。

张闻天个子高大，身材魁梧，但常戴着一副眼镜，又显得文质彬彬。在延安，张闻天用“洛浦”这个名字，这是他在苏联留学时取的俄文名。 他和刘英大姐感情很好，两人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从来没发生过争吵。

有一次，贺龙从前线回来给张闻天汇报工作。当时，我想去延安师范中学部学习，徐特立也在场，就给他讲了，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再后来，我又转到抗大学习军事。

1942年初，我进入延安师范中学部学习，从此，离开了张闻天首长。那时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来看他。他请我吃饭，鼓励我好好干。

1945年7月，我从抗大七分校毕业，路过枣园，专门又去看望张闻天首长。一见面，首长就很热情地问：“你当上了排长莫有啰？”

“报告首长！当上了！”我马上立正回答。当时，我在晋绥军区3纵独立5旅先后任二科作战参谋和侦察队长。首长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要争取不断进步！”

遗憾的是，自从那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见面。

我们不是不想见，而是条件不允许。1945年7月我从抗大结业后，分到了战斗部队，一直在西北前线作战。先后参加了沙家店、延清、宜川、荔北、陕中、兰州等战役战斗。而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张闻天首长和刘英大姐奉中央指示赴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我在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结业后留任教官。张闻天首长则在北京外交部工作，并于1959年受到错误批判。我也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后转入湖南地方工作，从此离开了部队。离开首长后，我也曾多次想去探望他，但老首长工作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只好把想念留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