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仲

年过半百的父亲又一次失业了。回到家后，父亲心情烦躁，难以安静下来，总想着往外面跑，我和母亲都极力劝说和安慰，让他就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把身体养好，过段时间再去找工作。虽然父亲嘴上答应了，说就在家里待一年，但我从父亲的眼神中还是看到了不安和焦虑，就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儿，显得十分无助。

父亲是一名漂泊不定的矿工，经常是干完前一年的活儿就不知道第二年该去哪里谋生。可随着年龄的增加，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身体原因成了父亲找工作的又一个难题。年前，父亲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曾经工地的一个老板，确定好过完年便去他那里上班，可还没上几天班，父亲在工地里的老伙计就被矿石砸断了手指，当时，父亲本想再找一个伙计，但总觉得心里闷，有些不安，似有不祥的预感，便给母亲打去电话。后来，在母亲的极力劝说下，父亲辞职回了家。

在我看来，做井下的活儿充满了危险。我其实非常希望父亲能换一个轻松一点的活儿干，让为人子女的我们也能放心一点。父亲也曾有一阵子想着转行做些生意、小本买卖，特别是想跟着表兄弟投资做药品生意，可母亲是个本分人，深知父亲挣钱的辛苦，于是，母亲坚决反对，生怕他上了别人的当。当时，父亲也因为此事和母亲起了几次争执。

可我觉得母亲是对的。父亲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矿井工人，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又有多少人能和如今的孩子一样衣食无忧呢？因为一个字“穷”，于是许多人的一生，不是在田地里，就是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好不容易等到儿孙满堂，却又病魔缠身，一身病痛。我的心里，竟莫名地愧疚了起来。

母亲常半开玩笑地对我和两个姐姐说：“你们父亲挣的，都是血汗钱……”每次听到母亲说起这话，我都会在心里大哭一场。记得有一年，父亲在工地里被掉下来的矿石砸到了头，险些丢了性命，在医院休养了大半年才康复。父亲住院期间，母亲一直陪在身边照顾他，母亲怕我在学校里担心，也就一直没告诉我，当我放寒假回到家中，才听母亲说起此事，当时的我吓得冒出一身冷汗。从此，父亲的脸上多了一道比成人的中指还长的疤痕，疤痕从右眼角一直延续到了下颌。我并不知道父亲缝了几针，得有多疼，而这一切，父亲都咬牙承受了下来。父亲笑着说：“过一两年疤痕就淡了，只是掉了几颗牙，以后怕是不好啃骨头了……”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有时竟不敢直视父亲的脸，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

从小父亲与我便聚少离多，不可否认，我更为亲近母亲，而对于父亲我是有些畏惧的，也有些“仇恨”。父亲和母亲经媒妁之言，早早成了家，成家以后爷爷奶奶便没有再管过他们。父亲年轻时在村里邮局混了一个活儿：给邻里送信。一次，同村的李三请父亲吃了一顿饭，待父亲几杯小酒下肚，便把活儿让给了李三，母亲得知此事后气疯了，不停地骂父亲傻。后来，父亲便想从事一门手艺活儿，但那时，爷爷根本就拿不出几百元钱请师傅教，父亲只好出门打工，这一“打”就是半辈子。于是，这就造成了我儿时渐渐地对长年在外的父亲生出了一种陌生感。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交流也因此变少，他俩就逐渐“水火不容”了起来。每逢过年，父亲和母亲之间，总少不了一场“拳脚大戏”。因此儿时的我对父亲，不仅畏惧还有恨意。

直到我进入中学以后，父亲才开始有了改变，而他的这种改变，也让我真正地开始去理解父亲。在农村传统的观念里，男人负责出门挣钱养家，女人负责留在家里照顾老小。父母无疑就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父亲没什么文化，只读完了小学，在本该像我一样上大学的年纪，为了生计，长年在外奔波来挣钱养家。而这其中的艰辛，又岂是我能够体会的，所以我哪里又有资格去埋怨和仇恨父亲呢？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不都是靠他不辞辛苦地“蛮干”换来的吗？

我的父亲，如今依然有些固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位伟大的父亲。或许，在今天接受了良好教育的我看来，父亲依然在某些方面表现不佳，但他的勤劳、朴实，能吃苦的精神，对家的责任与担当，却是值得我们儿女一辈子去学习的。